我们这里的菜市街有个专卖土豆的矮老头，从我记事起没见他卖过其他蔬菜，老头不贪，每回背一背篓，卖完就走。

造反那些年头，我上小学，有一天放学路过咱这的“大广场”（都这样叫，其实就一露天的会场），见乌鸦鸦的围了一大堆人，小娃儿爱看热闹我就挤了进去：台子上六七个穿军装扎武装带左手还套着红箍的后生揪定那老头在吵呢，我看那时他就很老的了，老头鞋也掉了，衣服也撕破了。昏头昏脑的乱了一大阵，恰好我们的《常识》课老师也在看，就一把拽住我说：“回家回家，当心踩倒了。”

我问老师怎么了，老师说老头卖土豆时哼哼福斯特的《故乡的亲人》被检举了。说是在为帝国主义招魂。“哪个叫福斯特？”我又问老师。“哪个叫福斯特？”旁边一个比我大七八岁，正在维持秩序的绿军装瞪着我：“你小娃家问这个整哪样？就是大走资派，大反动派，和福司令（胡，我们这的方言福胡不分的）是一伙的！”我就从这天起知道了老头。

大半年过去，我已经知道了福斯特是谁，也偷偷学会了唱《故乡的亲人》、《我的肯塔基故乡》、《金发的珍妮姑娘》后，我到了老头家。老头孤身一人，家里是随便扔一石头就砸墙的，可是在墙的一角却有架黑呼呼的钢琴。我当时简直看傻眼了，这东西可是连文工团都有不起呢！

老头姓吴，早年法国人在咱这修铁路时被抓了夫，又跟着修路那帮人莫明其妙的到过巴黎考文垂莫斯科，后来又在旧金山呆了十多年，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之后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了。钢琴就是那时带回的。他为我们那小城画了三座桥的图纸。到现在那三座桥当然是很窄小很破败了，可十几二十吨的大卡车天天过楞就什么事也没有，邪门不邪门？

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个假期我都要在老头家泡上很多天，经常是他在钢琴上舞弄一阵，然后就跟我说：这是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这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这汀字就是他教我的）；这回又是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了。

娶媳妇的那年，我做了一桌菜，把老头请到了家里。老头牙也快没了，只听他含含糊糊的说：“娃儿的菜,好吃，好吃......"

老头现在仍然在卖他的土豆，还是每回背一背篓，卖完就走了。

这事不光彩，它发生在我刚进初中，也就是第一回去了老头家后的第二年。但和那老头无关。如果硬要扯上点关系，看到后面就知道，命该如此了。

那时有本叫《东方红》的年刊，有小而全里卖的八分钱一两粮票一个的糖饼两个那样厚，家里的规矩是：平时没早点；生病了能吃国营食堂里三分钱一个的馒头；生大病就能吃到这种糖饼了。

这本书很好看，书上从水肥土种密保管工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到粗粮细做人工避孕哪样都有，美眉没有，就象现在地摊上的《万事不求人》。新到的那本有一篇批判李劫夫的文章，其中说到两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和《哈瓦那的孩子》。后一首没听过，前面的歪唱可是熟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汽车来了一个都不让，司机急得把眼泪淌，脱下裤子......”。为了搞清真正的歌词，搞清这李劫夫到底坏在哪里，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文化馆的手摇唱机在家里，唱片哪里有？广播站有。

小孩不知深浅，第二天放学后就到广播站找我的无线电师入门师傅许大学（谁都这样喊，因为阖城里就他一人会修理收音机，到现在我都不晓得他的真实姓名），要他找这《我们走在大路上》，许大学象见了鬼一样：“你娃儿整哪样不好，前久革委会才来清过，你还想闯祸阿，这些都丢老仓库里了”。

明要是不行了。怎么办，偷！

广播站老仓库就挨着我们医院正在盖着的新住院部，旁边还有个堆钢筋水泥铁丝的工棚。晚上十点多钟的样子，我把衣服往裤带里一扎，兜里揣个电筒到了老仓库，门肯定是锁了的，我两手一撑翻上窗子，把天窗的铁闩拨开就钻进去了。几个大纸箱里唱片不少，就是没有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不敢久呆又不能白来一回，失望中顺手抄起一沓塞进衣服里推开大窗子跳了出来。

就在这时候，耳朵边忽然“唰”的一声擦过，对面医院食堂马师傅的声音叫了起来：“贼头逮水泥了！贼头逮水泥了！”半截砖一块接一块的砸过来，我不要命的向前跑了几步：跟前是一大深坎，足足三层楼高。坎下面是生产队的菜地。没路了，我闭上眼睛往下一纵，“啵”的一响，双手拄穿了一棵比篮球还大的莲花白。

这次也是我唯一一次做贼的收获是：《红梅赞》《娃哈哈》《贵妃醉酒》等等总共九张唱片，全部七十八转。最值得提的一张就是：《英雄波兰舞曲》。

我想不通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居然屁事没有，直到后来看到徐迟说栾杰菊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才切身明白了里面的一句话：“心理的高度集中，会带来生理上的奇迹”。

这些年的浪迹四方，家搬了好几回，东西也扔了不少，但这些我差不多丢了命换来的唱片到如今仍摆在我的片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