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张唱片引出一段历史故事

安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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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忽然入侵挪威和丹麦，开辟了欧洲新战场，西线战役打响。在新的战争进一步威胁的情况下，4月已经是Alma英国签证许可的最后一月，当时她再次推迟返回英国，她继续为保住父亲的Mysa小提琴努力。在9号之前，Alma在演出Franz Lehár的轻歌剧“卢森堡的公爵”（Count of Luxembourg）的乐队中演奏，或者是独奏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自2月份以来Alma已经在不同场合演出了它86次。他们荷兰巡演的轻歌剧受到热烈欢迎，演出通常在晚上11：45结束，他们驾车回到Hague有时候已经凌晨4点，睡到下午之后再次出发奔赴下一场演出。Alma大约两个星期才能吃一顿好点的，平时都是靠面包充饥，生活是相当苦的。

1940年5月10日～15日，荷兰无力抵抗德军的闪电攻击，只能用沉船、树木等做象征性的阻碍德军前进



1940年4月11日，Arnold带领Rosé SQ.开始了在伦敦Queen Mary Hall的四场午茶音乐会，音乐会由德国和中欧基督教会难民会发起。此时的Alma仍然在荷兰，不用说Arnold非常失落。此时Rosé SQ.的另三个成员是Walter Price、Tomlinson和Buxbaum，他们演奏Beethoven的最后四部四重奏，每场音乐会演奏一部，然后附带Mozart和Haydn的选曲。Alma给父亲的信息是希望5月初返回英国，但是5月2日，她返回英国的许可期限过期了，她只能继续依靠她的捷克护照走动。5月5日，Alma在Scheveningen跟Louis和Lotte Meijer一起时Meijer劝告她尽快回英国，当时时局已经非常不稳定，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些低地国家在德军西进的路线之上，想保持中立近乎幻想。但是Meijer的劝告并未奏效，荷兰现在对于Alma近乎乐土：可以养活父亲；事业得到复苏；能够跟Heini保持联系。

1940年5月7日，Arnold在写给Alfred的信中抱怨没有Alma的任何消息，当时Alma正离开Hague作短途巡演。三天之后，5月10日，德军终于对荷兰和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发动攻击，他们对于德军的猛烈攻击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仅5天荷兰就宣布投降。Alma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她没有办法联系Arnold，最后她通过朋友联系Alfred通报了平安。


1940年6月14日清晨，德军第4军进占“不设防城市”巴黎



1940年5月下旬，德军直逼英吉利海峡，把40多万英、法军队追逼到敦刻尔克港（Dunkirk）附近的一块三角地带。英、法动员了大批船只，从5月26日到6月4日，经9昼夜苦战，才把近34万士兵运过海峡，撤入英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4日，德军占领敦刻尔克，4万余名法军被俘，此役，盟军损失惨重。6月10日，法国沦陷，政府撤出巴黎，6月14日，德军通过Eiffel铁塔，6月16日Marshal Philippe Pétain 取代Paul Reynaud成为法国总理，6月17日Pétain宣布法国投降。

Alma的错误判断导致她返回英国的许可期限作废，1940年5月29日，她向Louis Meijer紧急求助，但是为时已晚。Meijer作为犹太记者，写了许多的政局报道，他知道自己将在纳粹的“特别名单”之中，自身难保。面对Alma的求助他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他自己尚且苦恼于如何能保护自己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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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欣

（二六）
1940年5月18日颁布的任命，Hitler的奥地利总理Arthur Seyss-Inquart被任命为荷兰的纳粹总理，在维也纳的体验告诉Alma，对此人不能抱以任何希望，她安全离开荷兰的希望看来微乎其微了。在被占领初，荷兰政府宣称“没有犹太问题”，本国的犹太人暂时还是安全的，不过纳粹很快展开行动，先从驱逐沿海外国犹太人开始，逐步逼使荷兰这些占领国沿用德国的犹太法律。

1940年5月31日，Alma仍然有机会写信给Alfred，其时美国还是中立国，Alma透露了她情况的不妙，恳请兄长尽快联系父亲传达她的消息。毋容置疑，Arnold对Alma近况感到相当忧心，同时对于失去Alma的经济支撑，Arnold未来的状况将相当不妙，他得重新考虑卖掉心爱的Mysa小提琴了。随着德军空袭英国的序幕拉开，有限的通讯让Alma近乎抓狂，另一方面，Alma的演出合约继续，她尽量善待她的听众，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但是有时候她增强好胜的本性难以掩饰，比如有一次她听到谈论Váša Příhoda，有人质疑Příhoda的艺术，Alma立刻冲过去进行辩护，坚持Příhoda是小提琴家中最伟大的。


1928年11月10日和11日，Váša Příhoda和Rosé SQ.两场相邻的音乐会节目单


1940年夏末，Alfred开始Arnold移民美国的计划，Alfred夫妇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老朋友们，包括Arturo Toscanini、Bruno Walter、Thomas Mann、Elizabeth Sprague Coolidge、Serge Koussevitzky、Eugene Ormandy和Albert Einstein。计划得到了文化精英们的强烈支持，然而Arnold年龄过高还是最大的障碍，而且因为他已经从维也纳退休，移民名额还得从原籍的罗马尼亚算，那个名额相当有限。Alma移民美国的计划同时间进行，Alfred的Cincinnati的朋友甚至提供了私人银行帐户，为的是向当局保证Alma来到美国即使没有工作Alfred也有能力供养妹妹。当然显然的事实是，没有确切工作保证，Alma移民到美国的几率是很小的。在美国大使馆守候的人群总充满希望，然而答案确实一遍又一遍的绝望：“抱歉，我们尝试让你们离开，可是德国佬不答应”。

在数周没有Alfred的消息之后，1940年8月24日，近乎发狂的Alma写信要求回复父亲的消息，Arnold的安危现在是她的第一目标。进入9月Alma继续她的演出，当时忽然收到通知所有犹太人必须在48小时内搬到荷兰中部，原本收留她的家庭将不可能再照顾她。幸好紧急关头得到朋友联系，她被允许搬过去，Alma再次跟危险擦肩而过。当Alma再次来到大使馆，她被告知机会轮到她将需要等15年！现在她唯一有一线希望的就是能拿到美国的工作合约了。

现在离Alma结婚已经过了10年，Hague的电影院正演出两部电影，一部是“自维也纳森林的传说”（G'schichten aus'm Wienerwald），里面Arnold跟Leo Slezak有演出，Arnold扮演维也纳爱乐的指挥；另一部是“Maharajah的白色新娘”（Die Weisse Frau des Majaradja），演出的是Příhoda（参见前面绯闻）。能看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Alma自然去看，可是她却被逼离开影院，这真叫人沮丧。

安可欣

（二七）
1940年9月27日，在法国占领区通过了一部繁杂的犹太法案，10月3日，甚至在法国南部的非占领区也通过了一部，这是其后160多部排犹法案中的第一部。在这些不幸的消息中，10月17日Alma却奇迹般获得了一个美国配额号码，她的希望曙光似乎重现了。11月10日，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被赶入犹太区。纳粹在荷兰的魔爪也不断延伸。Alma在Amsterdam碰到了Hugo Kolberg，他昔日是柏林爱乐的首席，其时跟妻子正准备逃往美国，Wilhelm Furtwängler为他们安排了航班。再得知他前往Pittsburgh后Alma联系他希望希望打听一下有无乐队职位，Alma寄去了Bruno Walter和Willem Mengelberg推荐信的复印件。不过几个月后Kolberg回复说没有乐队的空缺，但是如果Alfred能为她找到一份教书工作，也许她能获得非配额签证而进入美国。Alma的未来再次变得灰暗了。

没有特殊的允许，Alma现在已经不能在Amsterdam和Hague演出，甚至她在等候的签证，由于禁止去鹿特丹（Rotterdam）的大使馆而变成空中楼阁。纳粹在荷兰已经禁止犹太艺术家的公开演出，甚至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也不能，Willem Mengelberg跟大会堂每年纪念Mahler逝世的音乐节也停了。Alma甚至不得不开始寻求类似女佣这样的工作，幸好在她努力之下再次获得了在Hague工作的机会，这次是为期两周的演出。

Arnold Rosé（1863－1946）在1907年



Alma现在通过巴西、瑞士和葡萄牙等国亲朋好友曲折跟父亲Arnold取得联系，当她听说有一颗炸弹落在Arnold住所附近把窗户都震烂后对附近就更为担心了。而Arnold也正在逐步处理他的财产，为可能的美国自行作准备。1940年12月10日，Alma最终被“官方认证”为犹太人，她的新护照上盖上了大大的字母“J”。12月10日，消失许久的Heini再次来信，不过是不幸的消息，他结婚了，Heini在信中说这是不错的妥协。新娘是维也纳知名的运动员，是寡妇，切除了子宫而不能生育，不过她没有在婚前告诉Heini，对于Heini来说这是一段寂寞的婚姻。

1940年的圣诞节对Alma来说注定是寂寞和苦闷的，不过在她去Utrecht的日子里她成为了家庭音乐会中瞩目的角色。Ed Spanjaard，一个律师和指挥家，经常指挥荷兰广播室内乐团，他帮助Alma获得重要的演出合约。Alma的第一个演出就是在Spanjaard家里，她的伴奏是荷兰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家和钢琴家Johan Wagenaar，Alma演奏了Franck的A大调奏鸣曲、Handel的D大调奏鸣曲和Příhoda的两首改编作品。Alma跟Spanjaard一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住了下来。

1941年2月初，Alma在Spanjaard家住下不久的一天晚上，Alma正准备走下楼梯到客厅进行一场演出，但是她忽然踩空掉下，Alma的脸直接撞在楼板的梯角上，Alma的举动让在场宾客惊讶无比：她没有伸出手去保护脸部，而是把手和小提琴藏在了身后。Alma幼时起接受的训练产生了奇迹，她的手和琴毫发无损，脸部结实挨了一下，眼角被撞破。

安可欣

（二八）
1941年2月初，Carl Flesch写信给Alma时说他准备年底离开荷兰，他正在等待费城Curtis学院的合约然后前往美国，他表示从Alma的能力来看他并不担心Alma的未来。而Alma在3月16日又迎来了事业的节点，她跟荷兰的评论家Rutger Schoute进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曲目有她Beethoven Kreutzer奏鸣曲的初演，Schoute准备了Arnold修订的版本。第一次排练Alma在首乐章的独奏经过句碰到了困难，她随即告诉Schoute先练习其他部分，她准备自己单独练习并询问父亲真实的意图。在被占领的荷兰，及时联系到在英国的Arnold并不是件容易的事，Alma迅速通过朋友取得了回复。音乐会很成功，收入也够Alma三个月的生活费，连锁效应引发了Alma取得一系列音乐会的合约。

虽然Alma得事业节节高升，但是纳粹对占领区的控制正在不断加强，1941年3月10日朋友Neil Phillips给她发来了警告信，他虽然是美国本土出生，也花了三个月才离开荷兰，显然Alma面临的期限将更长。Alma加紧了进度，她的努力奔走也有了些眉目，第一份美国演出合约落实了，朋友们也愿意资助她的路费。但是Walter夫妇写信提醒她不要过分乐观美国的环境，即使是显赫的音乐家现在在美国都难以为继。不过Alma坚定地认为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Alma在5、6月继续进行了更多激动人心的家庭音乐会，钢琴伴奏换成了Paul Frankel，他是为Bronislaw Huberman伴奏了六年的钢琴家。Alma在6月17日写给兄长Alfred的信中请求签署担保书，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事实在6月11日，Alfred接到鹿特丹（Rotterdam）美国领事馆的通知Alma的担保书正寄往美国，不幸的是这关键的档案来的太迟了。1941年6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宣布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德国政府办事处，因为怀疑有间谍活动。作为报复，7月19日，柏林和罗马命令所有美国领事馆和捷运机构关闭，人员撤离。Alma的签证显然无处可签了，她没有堂兄Wolfgang的运气，在德国的Wolfgang在美国领事馆关闭前一个小时领到了签证。

1941年的夏季，炎热而又忙碌，Alma仍然不停地到各地演出，因为她的行动受到限制，Alma是如何能在各地来去自如的真是个难解的谜。但是她在荷兰的过渡劳累身体已经出现了警告信号，例如偏头痛和关节炎。而现时离开荷兰唯一的希望大概是获得一张古巴的签证,而更主人的小摩擦使得Alma决定再度搬家，这次住一起的是一对好客的年轻夫妇，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41年8月3日和24日，Alma又迎来了两场重要的音乐会，她的钢琴搭档是James H. Simon，Max Bruch的学生，Simon逃离柏林后去了瑞士，几年后他跟Alma一样来到“中立”的荷兰发展事业被困住了。他们合作的家庭音乐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Alma还有一位重要搭档Johannes Röntgen，他的兄弟Joachim跟Alma同年，曾是英国Rosé基金的捐赠者之一，他们的父亲早在1897年就跟Rosé SQ.一起演出过，他的名字Johannes来自他父亲的好朋友Brahms（兄弟的Joachim也明显）。10月15日，Alma收到了Heini的生日祝福，不过这次很明显他决意结束跟Alma的关系了。在信中他没提到的是他父亲已经退出集团管理层，他们兄弟10月正式成为Salzers集团的第六代继承人。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跟Váša Příhoda一样，Heini虽然屡次提到Alma父女的困境，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提供了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基地珍珠港，最终把美国也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1月20日，Alma给Alfred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提到她梦见了纽约，之后他们的通信忽然中断了，在那之后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基地珍珠港，最终把美国也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占领区犹太人的控制进一步收紧，事实在6月Hitler对俄罗斯开战后已经命令开始屠杀欧洲的犹太人。
1941年的12月，Alma又找到一位老朋友合作演出：Géza Frid。他是知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也是Bartok和Kodaly的学生，自1929年开始定居与荷兰。在严查之下他们的排练都难以顺利进行，因为宵禁Alma不得不经常呆一晚，他们外出演奏也得小心翼翼，通常得分开前往演出点，因为他们之间用德语对话，很容易引起盘查。他们的合作持续到1942年4月6日。1942年的4月荷兰的犹太人已经是人人自危，5月之后他们被禁止乘坐火车，荷兰的难民收容所Westerbork变成了犹太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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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对Alma来说除了离开荷兰，另一可能得以安全的选择就是跟非犹太人结婚，不过合适的人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1942年2月，Alma的几个朋友碰面对Alma的处境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Alma应该靠婚姻得到庇护。而且以此同时德国已经注意到这种日益增长的联合婚姻带给犹太人的保护，进而宣布1942年3月之后类似婚姻将不再得到承认。这样即使Alma同意结婚，事情也刻不容缓了，首先问题是谁是丈夫人选？最需要的条件是纯种的Aryan人。一个朋友的亲戚Connie成为了候选人，他是34岁的荷兰人，出生时就是个病弱的孩子，现在仍然象个小孩子般，依靠父母生活，整天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结婚后他跟Alma仍然分开生活，这样和平年代来临时离婚也很容易。当Connie的父母向他提议婚事他很容易就答应了。倒是朋友们对于如何向Alma说明一切大伤脑筋，但是Alma显然没别的高招。

1942年2月16日，Alma跟Connie的婚事公告了，当然他们还得辛苦准备需要的身份证明文件。仪式被安排在3月4日，这真是滑稽的一天，Alma跟朋友们不得不仅仅拉住象小孩一样跑来跑去的Connie，而在婚礼处排队等候结婚的新人多得吓死人，仪式后两人若无其事地分开。
在伦敦的Rosé SQ.继续他们的演出，包括一场在Wigmore Hall的纪念演出，庆祝维也纳爱乐成立100周年。1942年5月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Oskar Kokoschka为Arnold画了一张水彩肖像，并且题词“致小提琴之神，在你流亡之冬。”


1942年5月之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犹太人被要求佩戴特制的六角形犹太标志



1942年5月之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犹太人被要求佩戴特制的六角形犹太标志，这是纳粹又一耻辱的手笔。但是没有Alma佩戴过的相关证据。5月底Amsterdam的犹太法院被禁止派发旅行许可，Alma这下真的难以动弹了。而与此同时，战争将很快结束的说法也在瞧瞧流传，在1941－1942年的冬季，Hitler不可一世的部队在俄罗斯大地遭到了致命的抵抗，拉长的战线也似乎让Hitler难以承受了。
1942年5月一名德国官员向在Utrecht的德国国防军头目Colonel Lang报告说英国的电台说荷兰有望在月底解放。听到希望荷兰人开始了抵制一切有可能帮助德军的行动，在Colonel Lang接到的军队报告中他戏剧性地留意到“生病”成为了军队的时尚。荷兰的犹太面临着最黑暗的日子，很可能一转身间就在亲友边消失掉，Alma的一些朋友也遭到了不幸，她在荒凉之地躲了起来。1942年6月中，Johannes Röntgen再次跟Alma演奏他的奏鸣曲，用的是手抄本，他们自一年前开始合作一共演奏该曲14次。之后他们仅有一次一起演奏的机会了，那是9月Röntgen拜访Alma时的排练。


这是波兰华沙的一名妇女在卖犹太人标志的佩带


1942年6月22日，在柏林的盖世太保犹太处头子Adolf Eichmann公布了他的荷兰计划，4万犹太人被送往东部做“劳工”。1942年的夏季，Alma在乡间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只是偶然跟朋友们演奏音乐。BBC播报了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Váša Příhoda不堪忍受盖世太保的迫害在布拉格自杀。第二天早上，德国警察破门而入照了张相，照片上Příhoda穿着睡衣拿着日历指着当时的日期证明他还活着。对于德国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抹黑BBC的机会。
按照计划，纳粹开始驱逐外国出生的犹太人，接着是荷兰本土的犹太人。1942年7月14日，所有在荷兰、法国、比利时的1902－1925年出生的犹太人将成强制劳力，15日犹太人被停止电话服务，在巴黎，2.8万犹太人被塞进了Vélodrome d'Hiver运动场，这个运动场的设计容量是1.5万人。

安可欣

（三十）
1942年7月，犹太危机进一步加剧，大约在这个时候Alma也制定了一份出逃的计划，不过细节不知。然而在8月2日开始，纳粹开始抓捕接受天主教洗礼的犹太人，当天Alma一人在家，警察破门而入把她抓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Hollandse Schouwburg（荷兰剧院），这里昔日是剧场，1942－1943年间充当纳粹抓捕和放逐犹太人的中心。在里面小孩没日没夜的哭喊，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送往死亡之地，Alma直面了死亡的恐惧。尽管Alma坚持说她有受保护的混合婚姻，不过办事人员充耳不闻，在慌乱的几小时之后，她终于设法送达信息给Marie Anne Tellegen，Tellegen出面跟德国管理层干涉，而Staerckes则去准备Alma的身份证明文件。朋友们的周旋得到了回应，终于在傍晚Alma被释放了。这是Alma第一次真正的跟死亡擦肩而过。


1942年的Hollandsche Schouwburg（荷兰剧院），它建成于1892年，是阿姆斯特丹旧犹太区中心地带的娱乐场所，1942年－1943年间变成纳粹的犹太人流放中心，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这里被送往Westerbork转移营，然后转送死亡集中营，二战期间经这里转移而死亡的荷兰犹太人大约有10万4千



1942年8月6日，又一个荷兰犹太人的黑色之日，2千犹太人被忽然抓捕，事因响应当劳工的犹太人过少而开往东部的列车必须得塞满。一连串的事件让Alma感到绝望，这天她给Carl Flesch写了封告别信，其时Flesch仍然在荷兰，他在3月起被纳粹称为“蓝骑士”（特殊的犹太人，免于被捕和佩戴犹太标志）。9月，混合婚姻中没有小孩的犹太人也将列入放逐范围，唯一的例外是没有生育能力，这使得伪造不育证明变得很红火，但是Alma没有走这步。

1942年8月19日盟军的Dieppe（法国离巴黎最近的海滩）突袭以加拿大充当炮灰而失败告终，加之食物的短缺和即将来临的难熬冬季，荷兰人反德的情绪进一步升级。Alma在9月13日通过红十字会给Alfred发了封简短的电报，提请他每个月写信。这个时候荷兰的犹太人晚上8点到清晨6点必须呆在家里，下午3点15才允许到商店购物，实际上是让非犹太人优先购买稀缺的食物。

Alma在1942年9月13日通过红十字会给Alfred发的电报内容，上面写有25字限制的内容，Alma写了24字，上面有问及Alfred的作品（指Triptychon）是否已经演奏



Anne给Alma送来了36岁的生日祝福，顺带一个到捷克演出的机会，不过邀请排不上用场，因为Alma没得到离开的许可。1942年11月24日，Alma留下了简短的遗嘱，指明自己“丈夫”将不继承自己任何遗产，Marie Anne Tellegen或者Leonard Barend Willem Jongkees将为自己安排后事和财产。其时Alma离开英国前往荷兰已经整3年了，错过了1940年5月离开的最好机会，现在离开荷兰的机会很渺茫，朋友们劝告她最好躲藏起来。不过这时的Alma却准备冒险逃亡，在她看来留在荷兰会给朋友们带来危险，躲藏的生活也意味着没有了演奏音乐的机会，而且父亲Arnold也年近80，需要她在身边照顾。

1942年10月15日，Alma接到命令要往Westerbork（犹太人在这里被转送到集中营等地）报到，现在纳粹对她的身份是一清二楚，而且她假结婚的事在当地并不是什么秘密。这意味着Alma必须尽快作出决断，根据朋友们的评估，前往Westerbork几无生还的希望，因此逃亡是唯一的选择。路线有两条，一是经法国去西班牙，二是前往瑞士。但是西班牙路线据说已经行不通，而且Alma在瑞士的音乐人脉是有保证的，因此瑞士是第一选择。

安可欣

（三一）
1942年的12月，德军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南部的法国，对于Alma前往北部的瑞士可能是好事情，Alma不动声色地做了最后的准备，给一些朋友发了圣诞的问候，并且通过红十字会给父亲Arnold发了信息：“一切安好”。在最后的夜晚，Alma跟几个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他们一起做了最后的考量，Alma必须作出最坏的打算，而且朋友给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礼物：一小瓶毒药。据说15秒就能死亡，Alma毫不迟疑地收下了。

1942年12月14日是Alma行动的日子，离开前她再次通过红十字会给父亲发了信息，内容掩饰了自己的身份：“Justine的女儿结婚了”。Alma最后一次握着她心爱的Guadagnini小提琴，郑重地把它托付给朋友保管。在漆黑的清晨Alma离开跟一名陌生的男子会合，在最后跟Alma一起住的Staercke夫妇在Alma的桌子上看到了最后留给他们的字条，上面写着他们共患难的日子Alma将永生难忘，最后还写上了他们一起的日子：1941年8月－1942年12月。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带给Staercke夫妇的盘查，Alma并没有给他们透露任何的逃跑细节，她把大部分物品都留给Marie Anne Tellegen保管。


1942年12月14日Alma离开Staercke夫妇住所前留给他们的字条，这是Alma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不多的证明，上面写着：“感谢我的挚爱们，我们共患难的一切我将永生不忘。Alma 1941年8月－1942年12月”



当然，现在要想详细追踪当时的秘密潜逃看来已经不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说法。Tellegen女士为他们规划逃跑路线，跟Alma一起的是年轻的荷兰犹太男子，而实际上为安全着想他们双方将保持着陌生的关系，这样一旦一方被捕至少不能透露另一方的信息。他们每到一个指定的回合点，Tellegen将给他们下一地点的指示，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得知全盘的计划，这样一旦他们被捕他们也提供不了地下工作的信息。从Breda坐车，Alma跟同伴到达比利时跟荷兰交接附近，然后步行到一名走私者家里，通过现金交易，他将帮助他们通过边境。但是当晚走私者说现在过境太危险，让他们等多一晚，第二天他们步行穿越边境，走私者负责放哨，他们通过N多轮的指示曲折前行，Alma的法语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跟接头人员的交流变得简单些。他们花了2、3天的时间到达了Dijon（法国东部城市），这里是交通中心，纳粹的爪牙遍布。

在Dijon，Alma他们将买下伪造证件，用来坐火车通过两个在Dijon和瑞士之间的禁区，然后进入瑞士。然而他们似乎被贩卖证件的团伙出卖了，他们为了证件附上了高昂的现金，但是在即将出发的火车上两个便衣的德国人直接走向他们声称他们的证件是假的。毫无疑问是有人出卖了他们或者被盖世太保盯上了，否则不会被逮捕得如此干脆。让人吃惊的是居然有人提起Alma在Dijon当时曾经在餐馆跟乐队演出，如果真是这样毫无疑问太过惹眼了，莫非她跟音乐的缘份最终主导了她的命运？Alma他们被逮捕这天是1942年12月19日。

Alma被带到了盖世太保在Rue Docteur-Chaussier的总部，通过不同的德国档案最终确认了她的身份。刚被捕时Alma是否受到了折磨则未明，至少从没有人受牵连来看，Alma没有招供。

安可欣

（三二）
从1943年3月到8月这5个月中，350名妇女被送往10号的实验区进行医学实验，即使她们在实验中活下来也生存不了多久，她们一般都变得很虚弱，在定期的体验中将难以过关，命运最终是被选上送往毒气室。Alma在险境中认识到任何一个细微的机会都很重要，除了打听可能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自救。在知道自己将被送往进行实验后，Alma向10号区的工头Magda Hellinger Blau申请“死囚”的最后一个请求，就是最后一次演奏小提琴。很快的给Magda的回应是不允许送达信息给Birkenau的女子集中营办公室，她于是口头传达信息给营地办公室，意思是Váša Příhoda的妻子Alma Rosé在营地，需要一把小提琴。Magda也不能传达书面的信息，否则一旦被抓她也面临处罚。

斯洛伐克的犹太妇女Zippy当时有幸成为Birkenau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她听到Magda的消息时又惊又喜，她一直把音乐作为拯救犹太妇女的重要途径，她马上转达了Alma的请求。Alma在集中营的消息迅速传播，混杂着各方面的反应。在集中营有支刚成立的女子乐队，目前没有能人掌舵，Alma对她们来说或许是个救星，而对于女子集中营的女头头Maria Mandel来说组建好一支能跟男子乐队抗衡的女子乐队是建功的好机会，还能取悦她的恋人（一位SS高层）。因此不可思议地，在奇妙的反应中，Magda传来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允许。


Auschwitz一号营区Stammlager的1944年平面。周边刺状围着是两道电网，电网边那些小方块是瞭望塔。营区中间最上边那个大建筑物是饭堂，它右上那个黑箭头指着的是主入口，顶上是著名的标语牌“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营地外右上的K1是毒气室和火化场。标着R的是医疗营。10是人体实验营，11是10的死亡营，两者由臭名昭著的“黑墙”连接起来



集中营几乎每天都能没收到珍贵的小提琴，因此即使给Alma找一把好琴也不再话下，小提琴送到10号区Alma手中后大家急不可待地等待了几个小时，两个女SS监管终于锁上营门离开了。营友们立刻站好位置，便于她们能够随时留意到营外的动静，一旦有人靠近她们将发出警告，待所有人安静下来之后，Alma开始了她的集中营初演。

尽管离Alma把她的Guadagnini交给朋友保管后已经8个月没多少机会碰琴，但是她身上仍然留着音乐的血液，在这个泯灭人性的地狱，琴声透出漆黑的夜空，似乎融化了一切栅栏、净化了人性，连营地那些痛苦的呻吟声也消失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发梦都没想过还有机会听到美妙的音乐，Alma给她们带来了新的开始，Alma成为了她们的明星，自此每天营房门锁上后她们就开始了音乐狂欢节，Alma小提琴独奏或者为她们演唱伴奏，她们尽情演唱各自国家的圣歌和民歌。即使纳粹规定只能用德语演唱，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区域却有另一番天地，她们甚至跳舞或者“时装”秀，她们在Alma的带动下进行了各方音乐大汇演。

实验营的音乐狂欢很快就传到了SS人员耳里，SS官员很快意识到Alma的才能的珍贵，拿她来做实验显然太浪费了。当Maria Mandel听到Alma的演奏之后，这个残忍成性的女头目，决定取消Alma的人体实验，把她安排到自己有野心的计划：Birkenau的女子乐队。Alma终于用小提琴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虽然对于10号营区的人来说Alma带给她们的欢乐非常短暂，但是Alma的出现就像黑夜的一道亮光，照亮了她们灰暗的内心。

安可欣

（三三）
Alma接受女子乐队就招收了多名犹太女人，挑选也不是愉快的事情，因为落选的意味着失去了一次生存的机会。最棘手的问题除了队员水平参差不齐，还有就是非常缺乏适合演出的音乐，Alma不得不为各式各样的乐器改编音乐，而且凡是犹太音乐将不可能演奏，乐谱缺乏，即使想抄也困难，因为没有纸和笔，得官方参与才行。

乐队很快发展成近50人的样子，Alma的声望也越来越大，她跟Czajkowska两人各有一间私人的小房间，这在集中营来说是不错的待遇，普通的队员每日可以得到双倍的食物供应，不过最大的感觉仍然是饥饿，象虱子等寄生虫在集中营泛滥，Alma尽力为队员争取更好的衣服和卫生条件，即使这样仍然有队员害病死亡，可见其他人在正常供应下是很难熬得下去的。


1907年，Arnold Rosé跟儿子Alfred和女儿Alma一起



甚至有传闻说Alma几乎全部以音乐名义的要求，女头头Maria Mandel都会满足，这个小小的音乐房子成为了集中营别样的天地，可见Mandel对Alma是多么看重。在1943－1944年冬季来临之际，Alma为音乐房子申请拿到了一台火炉，这在Birkenau是稀罕的福利，Alma的理由就是乐器需要在恒温状态下保持音调。在极端严寒的天气，Alma设法取得同意弦乐演奏者停止室外演奏，Alma说严寒和湿气会使琴弦象腐烂的一样断掉。同样地，每日两次的例行集合和点名Alma也为乐队取得了豁免，因为“队员需要更多的时间练习以满足演奏需要”。合计起来，Alma跟她的队员们就不用在严冬每天在室外呆几个小时了，Alma一次又一次魔术般的跟SS交涉成果，连她的队员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女子乐队的其他特权还包括可以穿漂亮的演出服，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她们甚至可以留头发（入集中营一律剃光头的），她们允许每日进行淋浴，通常的囚犯至少等两个星期才能有机会淋浴，而且只能持续数秒，讽刺的是SS对于囚犯的卫生极为严厉，因此一些非犹太人只能用珍贵的食物去交换肥皂或者淋浴的机会（非犹太人能接受一部分家里的救济，犹太人不可能），面包在Auschwitz集中营是最珍贵的货币，可以交易一切物品。

通常情况下她们每天日出前起床离开房间到营区大门为营地集合演奏，每天早晨她们都能看到电网上挂满了尸体，不堪折磨的人选择了自杀。演奏完后返回练习，她们每天训练至少10个小时，包括学习新的曲目和重温旧曲。每天午餐前她们一起去淋浴，监工此时离开去厨房带回她们的午餐。即使必别人多些特权，但是繁重的任务仍然让这些女孩子们吃不消，她们不少劳累到虚脱，Alma说服SS允许队员们在午餐后进行休息，这在Birkenau是史无前例的特权。午休完后继续练习，到傍晚她们又得到大门去“欢迎”那些劳工回营，她们这时可以看到抬着的尸体和虚弱的人群互相搀扶。“欢迎”完后她们列队回营房接受晚间点名。

安可欣

（三四）
Alma申请到了一台大钢琴，她可以用它进行曲目改编和训练个别的队员，女子乐队的这台钢琴连男子乐队都羡慕不已。Alma也准备了指挥台，队员演奏时弧形围着她，这样她可以清楚分辨每件乐器的演奏。除了得到额外的食物供应，Alma还允许在深夜点灯，她常常独自一人在深夜工作。有传闻说Alma一直带着那瓶逃离荷兰前朋友送的毒药，随时做好最坏的准备，不过她如何经历万水千山，纳粹的重重检查还能保留着毒药，恐怕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1943－1944年，Alma在Birkenau的冬季是集中营面临的最严峻的冬季，送来的人员空前膨胀，医疗设施严重不足，疾病高发，大量的囚犯被选去毒气室。Alma提醒医护人员乐队的每一成员都相当重要，这避免医护人员的个人喜好而使队员失去治疗机会。在Alma的努力下这支全业余的女子乐队无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很难比较准确地评估这支乐队到底到了什么水平，因为缺少可以比较的东西。不过我们可以设想Alma的标准高于SS的标准，只有这样队员们才可以一次又一次从危险中脱身。据说有一天女头头Maria Mandel忽然心血来潮跑来看自己这支女子乐队，然后命令Alma跟乐队演奏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她说她从广播中听到，希望能跟乐队的比较一下。不用说全队吓个半死，幸好一曲完毕Mandel说演奏得要比广播中听到的要好，这才把大家从悬崖拉回来。


1930年代Alma跟她的华尔兹女子乐队在巡演中的照片，Alma站在正中间



在伦敦的Arnold Rosé仍然保持着繁忙的演出日程，他相信Alma仍然安全地躲在荷兰，虽然自上次Alma的信息（逃离荷兰之前发的“Justine的女儿结婚了”）之后再没有她的消息了。1943年9月2日，Arnold参与了一场对奥地利的BBC广播，演奏Beethoven的F大调浪漫曲。同月他听说Carl Flesch已经设法取得了到瑞士的工作，Flesch这个特殊的犹太人“蓝骑士”，是Alma在荷兰可靠的朋友，由于是匈牙利本土人获准返回匈牙利，在那他靠匈牙利护照和瑞士的演出合同成功逃到了瑞士（不过在1944年11月14日就心脏病发去世，享年71岁，未来得及为小提琴界作出更大贡献，实为可惜！）。Arnold于是写信跟Alfred说没有Alma的消息他实在放心不下。

1943年10月24日，Arnold八十大寿的日子，这个Alma想方设法想跟父亲团聚最终落空的日子，是音乐界一大喜庆，即使在信息不便的战时，各地音乐家也纷纷发来贺电。除了在伦敦Savoy Hotel的招待会，10月27日在Wigmore Hall还举行了音乐会，当中Myra Hess跟Arnold和Friedrich Buxbaum演奏了Brahms的B大调钢琴三重奏，OP.8，以此纪念1890年在维也纳Brahms亲自跟Arnold对着手稿演出。Alma的缺席是老父亲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仍然不知道，在大寿之后仅两天就是Alma进集中营Birkenau百天的日子了，在这百天里又有一万妇女被关进来，更有数万名被直接处死，Alma跟她的乐队女孩们正为生存而奋力战斗着。

安可欣

（三五）
德语中Frau（夫人）是一种尊称，SS成员很小的可能性把集中营的女囚叫Frau，不过Alma是众所周知的Frau Alma，这样称呼她的包括纳粹阵营中的支持者，女子乐队的成员，甚至集中营的一些仰慕者。即使是Franz Hossler（1906－1945，1943年8月底到1944年1月是Birkenau女子营的领导者）和女头目Maria Mandel，也称呼她为Frau Alma。通常的例子，是拿姓来作称呼，比如洗衣和储衣间的囚犯头Else Schmidt，被称为Frau Schmidt，而Alma却是名的Frau Alma而不是姓的Frau Rosé，这是独一无二的尊称。

在低调为生存基本的集中营，Alma无疑是一个耀眼的明星，树大招风，在这样特殊的环境，猜忌、憎恨和流言蜚语当然不可避免伴随着她，Alma游走在微妙的平衡间，一方面她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生存的机会，而另一方面突出的人在集中营本身就是一个风险。Alma跟SS的“良好”关系有时候也被某些人形容为“可耻”的，甚至有一次Alma到Mandel的办公室让全营沸腾，据说Alma容许坐着跟她谈话，两个人就像朋友一样坐着说话，这是集中营史无前例的“奇观”，让狱友们简直难以置信！



1943年的圣诞节，Alma送给营中密友Dr. Mancy的贺卡，封面是一副手绘画，显示两个女孩子在圣诞树前跳舞，题字Frohe Weihnacht（圣诞快乐）。Dr. Mancy是一名年轻的斯洛伐克女医生，她入营比Alma早，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她的医学知识使她成为集中营医生




1944年的新年来临，岁月也无情地碾过Alma，她的辛劳带来了痕迹，白头发明显增多了，这对Alma不是个好心情，至少她担心给SS当局带来负面信息，她日以继夜的辛劳工作虽然给乐队带来巨大成绩，但是对她身心都是极大的透支。而此时的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继续深入，给德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犹太劳工的需求也持续增长。1944年2月底，SS主管犹太事务的头子Adolf Eichmann巡查Birkenau，除了看犹太家庭营区，主要是讨论处理5月要到来的50万匈牙利犹太人，虽然当时营区的铁路未完工，不过按进程完全可以赶上投入使用。

Eichmann的视察对Mandel来说是个好消息，她精心经营的女子乐队派上用场了，因此Eichmann到音乐房子的视察也排上了日程。对于Alma和队员们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次挑战，在纳粹侩子手头子面前任何糟糕的演奏都绝对不能出现，Alma带领队员们疯狂般投入排练。Eichmann视察乐队仅仅停留了几分钟，即使愉悦说不上，但是显然乐队的演出没有引起他的任何不快，因为在此后不久，3月初春的美好一天，队员们得到了品尝咖啡的特别招待，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可以到营地外散步，仅仅只一名SS成员更随，幸存的队员们相信这是Alma跟Mandel争取的福利。集中营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奇观发生了，一帮女乐手在其他囚犯目瞪口呆的表情中，越过电网，走入久违的乡间，那里是她们隔绝已久的自由天地，青草蓝天，小溪和野花，在田间耕作的农夫，至少那一刻，她们看到了冬天结束，快乐和春天来临了。

安可欣

（三六）
1944年4月2日，星期天，Alma带领乐队照旧举行了一场午后音乐会，演出得到了大家的极力赞扬，稍后她叫去了SS办公室，回来时她看起来相当兴奋，她对乐队朋友说她很可能将允许离开集中营演出，虽然这个可能受到大家怀疑。晚上，Alma离开前往洗衣营地参加Frau Schmidt的生日派对，这个派对的前后事实显得模糊不清。在集中营Flora、Hilde、Regina和Dr. Mancy几个都是Alma的好友，据说Alma宴会回来叫Regina去见她，Regina和Flora见过Alma后告诉大家Alma现在很不舒服。又据说回来后Alma头痛得很厉害，而且开始呕吐，神智有些不清醒。

到了半夜Alma病情加重了，大家通知了女头目Maria Mandel，不久她带着一名SS医生赶来，Mandel看过Alma之后叫来担架把她抬到了集中营的女子医院Revier。在Mandel的特别指示下，医护人员为Alma准备一间私人病房和病床，在这个医疗4号营区，唯一的房间属于营区长，她马上把房间腾出来安置Alma。Alma的皮肤出现蓝色的伤痕，发高烧近40摄氏度，到第二天中午，她的高烧消退，但是体温降到了正常体温之下，Revier的女医生们怀疑她得了脑炎，6、7个医生和医护人员全力救治Alma。这天Alma在正常音乐活动的缺席引致营区留言四起，同时有猜测说Schmidt在营区消失了，实际当时她跟Alma一样被送到了Revier。


1944年4月4日，“死亡天使”Josef Mengele亲自签署的实验分析命令，要求分析Alma的脊髓液体



Dr. Mancy寸步不离地守候在Alma身边，鼓励她跟死神对抗。1944年4月4日，集中营的首席医生SS的Josef Mengele（二战最著名的杀人医生之一，外号“死亡天使”）前来为Alma诊断，他非常罕见地来Revier。现在Alma眼光涣散，眼睛睁着不会眨眼，失去了意识。Mengele命令Dr. Mancy进行脊椎抽液，Dr. Mancy发现脊髓液体很清洁，因此说Alma并没有患之前说的髓膜炎。Mengele亲自签署了命令，要求实验分析Alma的脊髓液体，测试是否有髓膜炎和肺炎。Mengele这一“严谨”的医学程序并不符合当时集中营的日常程序，通常他们不可能如此照顾一位囚犯，都是按照统一的格式，在病人死后简单写上XXX因XXX病在XXX日死亡的字样，这在处理数以万计死亡病例中格外有效率。但是Mengele这一反常举动至少表面上试图找出病因并挽救Alma，这使得SS阴谋论有点靠不住脚。

化验分析结果显示Alma的脊髓液体并无异常，她的白血球数量偏高，但是无细菌感染的迹象，其他的感染分析全部显示正常。但是Alma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守候在她身边的Dr. Mancy知道她的精神正在迅速消失，到了夜里Alma的病发更加频繁了，医生们努力着，但是没有任何的改善。1944年4月5日凌晨，在黎明到来前，跟死神搏斗的Alma停止了呼吸。这天是跟Alma一起奋斗的朋友们毕生难忘的时刻，不论是一种惯常的记忆（第二天凌晨看作是前一天的深夜，），又或者是一种对惊人巧合的诧异，所有人或者无意中算少一天：Alma Rosé于1944年4月4日4点在Birkenau的4号营区去世。


Alma在Auschwitz集中营的小日记本一页，上面写着荷兰密友Leonard Jongkees的名字和地址



Alma死后，Mandel允许乐队成员前来吊唁，这在营区并无先例，同时Alma的遗体得以穿着衣服，带着庄严完成人间最后一程，这也是别的囚犯未有之待遇。Alma的真正死因，今天仍然未明朗，期间充斥着各种的猜想，有人怀疑是Alma的威望越来越大导致SS不得不除掉她，但是呢，几百万犹太人都杀了，区区一个Alma根本不需要SS遮遮掩掩；又或者是被妒忌的囚犯暗中毒杀，或者仅仅是吃到了变质的食物致使食物中毒（Alma有特殊待遇，吃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很有可能，而且纳粹的食物很可能来自各种掠夺，来源根本难以确认），又或者是感染了集中营的传染病。

总之，探讨Alma的死因，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能承载的范围。Alma死去，乐队自然也找到了新的接班人，但是她的能力不足以跟Alma抗衡，因此定期的星期天取消了，乐队的一些特权也逐渐消失，最后在1944年10月乐队解散了。不过此时的二战也慢慢进入了尾声，集中营也接连被解放，虽然Auschwitz有四百多万人被杀，但是Alma带领过的乐队成员，绝大部分都得以存活在战后继续生活，不过让我们异常伤心的是她们的领导者没能等到真正的春天。

安可欣

（三七）
1944年4月2日Alma最后一次指挥乐队当天，伦敦的Arnold在Three Wise Monkeys Clud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而4月12日Rosé SQ.在伦敦国立美术馆举行了第14场午间音乐会，6月12日盟军Normandy登陆6天后，Rosé SQ.跟女高音Winifred Brown、管风琴演奏家H. Schaechter和大提琴家P.A. Wayne举行了一场慈善音乐会。Arnold已经1年多没有Alma的消息了，他跟Stella Fuchs一家在Blackheath住的地方仍然为Alma空着房间等待她随时回家，他仍然同亲友们保持着联系，可是没有Alma的消息成为他心头放不下的大石，每天早上Arnold仍然坚持演奏小提琴2个小时，定期跟乐友们举行茶会。


这张照片右边是小Alma Rosé，左边是表姐、Mahler的小女儿Anna，中间是家庭教师Dory Beswick



1944年7月初一颗V1炸弹在Fuchs跟Arnold住所附近爆炸，Arnold被飞散的玻璃窗碎片划伤，他的打字机也散架了，此后他的书信都用手写的了。盟军的反攻继续取得进展，到1945年1月，俄军解放了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一些德军的暴行逐渐浮出水面，不过Arnold仍然没有Alma的任何消息。1945年2月Arnold再次陷入失去好友的悲痛之中，Bruno Walter的妻子Elsa去世了，3月打击又来，他钟爱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被美军炸毁了。不过1945年4月13日俄军最终攻占了维也纳，5月荷兰也解放了，6月1日兴奋的Arnold写信给Utrecht的Staercke一家询问Alma的消息，Alfred也差不多同时发了电报。Marye回电告知了Alma的死讯以及她所知道的一点消息，当然在战后初期一切消息仍然模糊不清，各种猜测和无法考证的关于Alma之死新闻报道接二连三的出现，此后她陆续花了数年时间追踪汇报Alma的消息。

获知女儿不幸的Arnold失掉了支撑巨人的最后一根支柱，他的心情低落，健康开始明显衰落。Alfred希望能够尽快把父亲接来美国，这计划由于Arnold一心等待Alma的回家而一直搁置着，此时不少昔日逃离奥地利的难民也纷纷回国准备重建家园，Arnold个人似乎跟愿意落叶归根返回维也纳，但是对于Alfred来说维也纳是父亲晚年的悲伤之地，不适宜再回去。


1930年代华尔兹女子乐队在巡演中的照片，Alma循例站在正中间



1945年8月Arnold收到了Utrecht的Marie Anne Tellegen的来信，说Alma的遗物将随后送到，包括跟Váša Příhoda结婚的钻戒，一个手表和珍珠项链，这些是Alma离开Drancy收容所前往Auschwitz前夕托付给朋友的。当钻戒到达，Arnold马上交给朋友Stella Fuchs希望他尽快处理掉它，他形容这是Alma的“厄运之戒”。此时的Arnold再也无心演奏音乐，1945年10月2日Arnold最后一次演奏他心爱的小提琴，随后他终于把这把1718年Mysa Stradivarius琴卖掉了，这琴经过几手落到Juilliard SQ.老牌一提Robert Mann手上，他退休后把琴传给了儿子Nicholas Mann，他是Mendelssohn SQ.的成员。

安可欣

（三八）
1945年的圣诞节，Arnold忧郁的圣诞节，他知道了维也纳爱乐的老同事Julius Stwertka在Theresienstadt集中营死亡，而另外一位密友Anton Webern（1883－1945）在9月15日被盟军误杀，灰心的Arnold写下“我的生命已经终结”。Alma的死亡之谜此后数十年演变成了一种传说，即使是集中营的女子乐团成员，也提供不了可靠的信息（至少她们也不愿意回忆痛苦的过去），而在战后的维也纳，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开始，Alma的前夫Příhoda遭到了剧烈的攻击，尽管她们已经在10年前离婚，不过在公众眼里他们两个名字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Příhoda就是导致Alma悲剧的元凶，可以说，Příhoda战后的日子相当不好过。

1946年1月Arnold最终决定了不返回维也纳，4天之后他接到了通知说他奥地利的退休金已经恢复了，并且维也纳爱乐希望他回去继续担任首席，不过他写信给Alfred说返回维也纳已经不在考虑，“演奏音乐已经不可能”，“Alma的死彻底击溃了我，我的心碎了”。
当然，据说维也纳爱乐仍然有大量的纳粹成员，Arnold更加不可能回去，他说：“很高兴我的工作已经结束，足够了！”他对Alfred说：“站在我面前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希望”。对照春天的百花盛开，他说，“只有人类不再焕发青春”。


Arnold Rosé最后一张照片，在英国跟维也纳朋友Moriz Tischler一起



1946年4月，Arnold通过了美国大使馆的签证体检，7月他拿到了签证，此时的他实际已经非常虚弱，1946年8月25日，一代伟大的小提琴家Arnold Rosé在睡梦中安然离逝。他的遗体被暂时安置在英国，5年后骨灰送回维也纳安放在妻子Justine旁边。

在战后的国际音乐活动，为纳粹效力的音乐家受到了抵制，Arnold演奏半个世纪的维也纳爱乐成为了代表之一，1946年Walter带领爱乐在美国演出时受邀请的Alfred就跑到更衣室责备他的Bruno叔叔。1947年爱乐受邀请到伦敦演出时，爱乐在欧洲其他各大城市还是禁演状态，英国首相Clement Attlee不得不亲自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回答公众的质问，此次爱乐的伦敦之行，昔日爱乐的大提首席、Rosé SQ.成员Friedrich Buxbaum回归乐队演出，在第一次排练他坐回了大提首席的位置，乐队调音之后他站了起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高兴受邀再次跟大家共事，我听到大家在调音，真是让人高兴，犹太人彻底自由了（ganz Judenrein）。”Buxbaum此时是一语双关，德语里面的自由（rein）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调好音。不幸的是1948年爱乐再次来访伦敦时，Buxbaum赶公交前往排练时心脏病发去世。

Alma去世30年后，一个名叫Fania Fénelon的巴黎女人开始集合一些幸存者和作家，把Alma的集中营故事编写成书，1976年法文版出版，书名叫Sursis pour l'orchestre（幸存的乐队），随后译版英文版Playing for Time和德文版Das Madchenorchester in Auschwitz也出版了，她自己就曾是Auschwitz女子乐队的成员，不过其中许多不实的事例遭到了众多幸存者的抨击。1980年CBS基于此书的电视影片Playing for Time问世，饰演Alma的是美国演员Jane Alexander，她也凭借该片拿下了Emmy杰出女演员奖，当然该片同样的对于Alma形象的扭曲遭到了抨击。

1969年12月3日，维也纳正式以Alma的名字命名一条大街，即Alma Rosé-Gasse，最初的街道到Franz Koci Strasse就结束了，到1982年9月政府决定向南延伸街道，这样Alma大街最终连接了老维也纳的交通干道，进入了老维也纳的中心地带，对她，不失为最好的纪念。

Alma Rosé-Gasse路牌



Alma Rosé-Gasse的地图



Rosé一家三口的墓碑，Alma没有单独的坟墓，可以看到Alma的死亡日期写的是4号，按现在的考证应该是跨越到了5号的凌晨，不知道有无考虑到地区时差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