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大S，Bach等等朋友请帮忙，有个关于和合本的问题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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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看和合本，有个问题？这个译本水平实在是非常一般，问题一大堆，一点文字美感都没有，为什么还这么主流？难道就不能出一个更优秀的译本？

siNger

周五你上班吗？

小白

确实，应该有更优秀的译本，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可能与没人在这上面化功夫有关吧。
我读过一个用非常好、非常流畅的modern English写的英文本，非常好，语言可用作英语教材的范本。中文应该有一个fine modern Chinese的译本。

谷雨

可叹的是和合本竟然是1919年几个外国人的译本，我看N.R.S和新国际本英文本就漂亮的多的多。
这种译本怎么会成为主流？？？

谷雨

最初由 siNger 发表
[B]周五你上班吗？ [/B]

上

springson

呵呵，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挺好的。好吃好吃。。。

springson

推荐一篇文章看看吧，圣经中文和合本，尽管有有问题的地方，但是我自己认为，后人很难超越，真的，不相信，你们看看我的预言是否正确吧。



中国当建立自己的“圣经学”--汉译《圣经》之考察

陈恒

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文化带到了东方，开创了历史上光芒万丈的希腊化时代（前323-前30年），受其影响的近东各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希腊化了，出现了所谓的希腊化安那托利亚文化、希腊化叙利亚文化、希腊化埃及文化、希腊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希腊化伊朗文化、希腊化犹太文化、希腊化安息文化、希腊化大夏文化，等等。此外，在更遥远的东方又有希腊化印度文化--犍陀罗文化，在更遥远的西方也有所谓的希腊化罗马文化--希罗文化。其中现实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希腊化犹太文化了。
　　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很快就希腊化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该城很多犹太作家只用希腊语进行写作，因此不管是在宗教仪式方面，还是个人阅读方面，都必须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希腊文，这样犹太人才能看懂。于是出现了《圣经》的"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据说约在前3世纪到前2世纪期间，以色列12支派的72位学者应拖勒密王朝之请，在亚历山大里亚各人独居一室，进行翻译，最后各人译文竟彼此一字不差，故称"七十子译本"。到公元一世纪已流传至巴勒斯坦，成为基督教最早应用的旧约《圣经》，现在仍为希腊正教会的通行本。这是《圣经》翻译的开始，从此开始了圣经文化向世界各地渗透的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汉族也莫能例外。
　　今日所普遍使用的中文《圣经》，是国语和合本《圣经》（简称"和合本"）。这部为读者所珍爱、学者所赞赏的百万字译著，已有80多年的历史，却鲜有人知道它的来历。不过在"和合本"之前还有其他译本，其数目之多、年代之久，也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至于谁最早在什么时间把《圣经》译成中文，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直到现在仍没有肯定的答案。今天的所见的最早的汉译《圣经》是18世纪的，可稽考的汉译工作却可追溯到7世纪的唐朝。可是还有许多未经证实的、比这更早的译本的说法。考古学家仍在研究那些传说背后所隐藏的可能性，想必将来会有更多的新发现，会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真实性。因此，要讨论汉译《圣经》这个问题以前，不妨让我们先看看那些传说，然后再看历史文献给我们的较为具体的提示，最后探讨现存《圣经》的各种完全的与不完全的汉译本。
　　
　　传说中的《圣经》汉译
　　传说与史实有时难以区分，但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又不能忽略那些未经史料证实的说法。随着历史的发展，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说可能会变成事实。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要盲目地相信它，也不要轻易地否定它。唐以前，基督教是否传入中国，至今尚无确切的史料来说明，以下几种说法可供参考。
　　多马传入说。最早提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西方人士，是古罗马的阿诺比尤斯，他于公元300年左右写的《驳斥异教论》中说："传教工作可以说是遍及印度、赛里斯（Seres，丝国）、波斯和米底斯；"巴多罗买传入说。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中说：一同来东方传福音的有多马和巴多罗买二人，多马去了印度，而巴多罗买则来到中国；
　　基督徒逃难说。据法国樊国梁《燕京开教略》记载：公元65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四散逃难的基督徒当中，有部分来到东方，侨居中国。这三种传说都指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事情。这时期的基督徒多为犹太人，福音主要靠口传，新约《圣经》尚未诞生，旧约《圣经》被带来中国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来华侨居，已有很长的历史，有始于周、汉、唐等不同说法。根据史料，唐朝已有相当数目的犹太人在中国居住。犹太人起初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之音译），做礼拜时戴着蓝色帽子，因此也被称为"蓝帽回回"（戴白帽的回教徒称为"白帽回回"）。由于犹太人按传统不食兽类腿下筋，所以又称作"挑筋教徒"。最著名的犹太人聚居地是河南省开封，设有犹太会堂，称西那高刻（Synagogue）。17世纪有天主教学者来开封访问研究，证实会堂中存在一部年代达五、六百年之久的《摩西五经》。可惜19世纪中叶的战乱使这珍贵典籍流失无存。犹太侨民是否将《摩西五经》译成中文，这种想法已难以证实。

　　

（开封犹太人读经图）

叙利亚传教士传入说。东汉时代，有叙利亚教士二人，藉学习养蚕冶丝之名，来到中国传教；
　　三国孙吴时传入说。明朝洪武年间在江西得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号（238-250）。铁十字架上书："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假如铁十字架真是基督教遗物，那么可以想见基督教之花在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土地上就曾一度开放，圣经那时传入中国，并非无稽之谈。
　　传说毕竟不是史实，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有据可考的年代是公元635年（贞观九年）。
　　
　　可稽考的《圣经》汉译
　　7世纪的唐朝，经济繁荣，泱泱大国，气度非凡，对域外文化兼容并蓄，大有笑纳百川之势。一般认为基督教就是这时传入中国的。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抵达西安传教译经，时称景教。根据公元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其中有"真经"、"旧法"、"翻经建寺"等语，证实在唐朝时已有翻译圣经之举，并有一部份译本出版与流传，但并非全译，译本亦已失传。除"景教碑"的记载外，中世纪前来东方游历的人士，也宣称在中国见过基督教经典。如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以及新近发表的《光明之城》（可能是伪书）一书作者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纳等都有记录。
　　元朝时，天主教方济各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孟高维诺主教于1305年从北京寄给罗马教皇的信中说："现在我已将全部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并请人用最优美书法抄写完毕。"一般认为孟高维诺曾把新约和《圣咏集》（即《诗篇》）译成"鞑靼人通用的语言，"不过也有人疑为汉文。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及在大汗宫中见过"四本福音的圣经"，只是没有说明是否用中文写成。意大利托钵僧卡皮泥在1245年奉教皇因诺森四世之命，出使元朝，他不但看见中国有新旧约圣经，也看见教堂和敬拜的活动。



（孟高维诺主教）

以上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也是汉译《圣经》有据可考的时期。可惜的是，唐、元译本皆未流传后世。
　　
　　明以来的《圣经》汉译
　　明清以降，大批传教士来华，尤其是英、美教士十分热心译经工作，贡献良多，影响颇大。在天主教发面有利玛窦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贺清泰的《古新圣经》等。其中《巴设译本》可能成为后人马士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到18世纪末，随著基督新教来华，圣经汉译可谓百花齐放了。



（阳玛诺翻译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

1、马士曼、拉沙译本。第一本汉译《圣经》，是根据拉丁文在印度完成的。译者马士曼、拉沙前后花了16年翻译《圣经》，《新约》于1811年出版，并于1822年在印度塞兰普尔出版《新旧遗诏全书》。然而这本《圣经》很可能没有流传到中国。
　　2、马礼逊、米怜译本。第一个在中国把《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是马礼逊。马礼逊在离开英国前伦敦会给他的"指示"中称："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个场合方便行事。……我们坚信你能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等到你能达到学会汉语的巨大目标。……你……或更有幸地能翻译《圣经》。"
　　1810年和1811年，马礼逊先后译成了《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1813年将新约翻了出来，并于次年在广州出版，一共排印了2000部，工本费共用去3818元西班牙银币。随后与米怜合作翻译旧约，于1819年完成旧约的汉译工作，在伦敦皇家亚洲学院的资助下于1823-1824年在南洋马六甲出版圣经全书，并印了写阐述圣经的单张，取名为《神天圣书》。线装，共21卷。此次译经工作，有中国人参与。旅居伦敦的华人杨三德（译音）为马礼逊抄录巴设译稿，同时也指导马氏学习中文；印书工人梁发1810年起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与米怜共同印刷圣经。梁发后来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另外广州耶稣会士袁光明（译音）、李十公、陈老宜等人曾从旁协助。

　　

（马礼逊的译经活动）

3、麦都思、郭实猎译本。本书其实是由一个四人小组合作的产物。新约称为《新遗诏书》，1837年出版，石印；旧约于1838-1840之间在香港出版，名为《新旧遗诏圣书》。
　　新约的翻译多由麦都思负责，其实是修订马礼逊、米怜的译本。郭实猎后来又将新约译本修改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40年出版。本书为太平天国所翻印，不过甚多修改。1847年，洪秀全连续两个星期，去新教教士罗孝全那里听课，而且第一次看到了《圣经》译本，这可能是郭实的译本。根据郭实腊的称法，太平军将新约和旧约称为"遗书"，后面再加"圣书"二字。太平军用"天国"来表示其所建立的朝代。据说，这词来自郭实腊所译福音书中马太所指的天国。在太平天国的大力推广下，《圣经》普遍流传，地位空前高涨。据说洪秀全手下有500人从事圣经的汉译和改编工作。外国宣教团体认为福音遍传中国的时机已到，立即发起捐献运动，要为中国印刷一百万本新约圣经。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印刷厂，专门印刷出版圣经。大英圣书公会所捐得款项，足够该会在华事工未来20年之经费。

　　

（太平天国圣经。醒目的汉字两边为飞舞的双龙）

4、代表译本。《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五口。英、美各传教机构于1843年在香港成立一个委员会，修订已有的中文《圣经》译本，由各地传教士分五组译出新约初稿，交代表委员会审阅。这一活动对香港日后成为中文《圣经》重要印刷基地，起着重要作用。审稿工作从1847年开始到1850年完成。但对基督教崇拜的宇宙主宰希腊文Theos一词的译名究应称"上帝"或"神"发生分歧，终未能统一。英国圣经公会主张采用"上帝"，美国圣经公会支持采用"神"。这个分歧至今仍然在基督教内存在。故1853年出版的《新约圣经》，分为"神"及"上帝"两种版本。
　　旧约部分不再由各地传教士参与其事，而由来自广州、厦门、上海等地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翻译。由于意见分歧，委员会陷于分裂，后分成两个团体各自工作。一个团体由麦都思、米怜、施敦力和理雅各组成，于1853年完成旧约译稿，1854年出版。1855年又与代表委员会译本《新约圣经》合订在上海出版，仍称代表委员会译本《圣经全书》。人称"上帝"版。该版得到王韬润色。裨治文和克陛存因为不赞成委员会所采用之文言文体和"上帝"译名，两人另行翻译新旧约全书，相继于1859年和1862年完成，交给上海华美圣经会1863年出版--古汉语"神"版，亦称裨治文译本。译本较"上帝"版差。
　　以上均为文言文译本，当时称"文理"译本，或"深文理"译本，至1877年已有11种之多。
　　5、和合译本。1890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以求减少版本过多而造成的译文混乱现象，务求做到文笔流畅而又忠于原文。次年，共成立了三个《圣经》重译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或官话）。全部翻译历时27年，其中以"国语和合译本"最受欢迎，成为今日绝大多数教会采用的标准译本。

　　

（和合译本委员会）

三个版本中，浅文理译本是一种较为浅显的文言译本，最早完成。最初试译的是杨格非，1885年杨格非浅文理《新约》译本在汉口出版。杨格非认为文理《圣经》过于艰深，无法担负普及基督教的任务，而官话译本不免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因此决定采用浅显的古汉语尝试译经。1889年苏格兰圣经公会还出版了杨格非的官话《新约》。杨格非的《旧约》（译至《雅歌》）于1905年出版。1902年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在上海出版。施若瑟为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他曾参与北京官话《圣经》翻译。1881年他在武汉患瘫痪症，用双指独立用浅文理翻译《圣经》。经过12年的努力，在美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下于1902年在上海出版，此版又称"二指版"，是指施约瑟在翻译旧约官话译本后中暑瘫痪，只能用两只手指工作。
　　文理译本（即古汉语译本）先后经由湛约翰、艾约瑟等人负责，费时十六年，中间曾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直到1906年才得出版文理和合译本新约，而文理和合译本《圣经全书》则迟至1919年出版。
　　国语译本从动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善一人。富善在中国传道前后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译经工作上。新约重译工作在狄考文支持下进行，于1907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约。该译本译文准确，但文字不够流畅，此后又屡经修订，至《圣经全书》出版时，与初版相比，改动甚多。旧约重译工作在富善支持下进行，并议定五点译经原则，如译文必须切合原文，必须是通用的白话文，不使用地方方言，而又便于上口诵读等。旧约译成历时13载，于1919年初与新约合订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有"神"和"上帝"两种版本。该版本逐渐取代了《圣经》的其他中译本，在汉族教徒中广泛传诵，也为中国教会普遍接受。这也是外国传教士在华集体翻译的最后一版中文《圣经》。

　　

（从事汉语圣经修订工作的传教士，左3为富善）

国语译本受到教会内外一致好评，被誉为最佳的白话文模范作品。它不但满足了近代中国教会的需要，更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萧乾"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并"深深景仰""耶稣这一富于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朱维之在其《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说："中国固然已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但那只是旧时代底贡献，祖宗底努力。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底一环时极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作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底精神原素。"
　　为了向不讲普通话的中国人传福音，教士们将中文《圣经》再改写成各地方言。这些方言译本种类很多如上海、福州、宁波等方言，但每种只适用于某一省一地，并不象上述译本那样可以遍及全国。上述方言译本多数采用汉字译音，少数为传教士创造的罗马字母拼音，后一方法后来成为汉语拼音的滥觞。
　　另外还出版过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其中最早的满文译本于1822年出版，另有朝鲜文译本、蒙文译本、苗文译本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圣经》未被译成该民族语言之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他们中有不少用《圣经》翻译使用的注音字母为其文字，有的甚至沿用至今。

　　

（印刷好了的苗文圣经）

再看看东正教方面的译本。满清政府于雍正五年（1727）正式批准俄国东方教会（即希腊教会）在中国设立教会，原意为方便俄国使节人员礼拜，东正教士正式开始向中国传教。来自俄国的东正教士当中有不少专门从事汉学研究，著述甚多。其中有高理主教于1864年着手将新约圣经由希腊原文译成中文，又经巴拉第主教修订，正式成书。目前保存的版本的1864年在北京印刷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译本都是外国传教士翻译的。其实不只是外人在翻译《圣经》，中国基督徒自己也在动手翻译圣经。如金陵神学院教师朱宝惠与赛兆祥于1929年合译出版《新约全书》；王宣忱自行翻译新约，于1933年在青岛出版重译本《新约全书》；1946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了吕振中的《新译的新旧约全书》；陆亨理和郑寿麟博士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新约和《诗篇》。新约定名为《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于1939年出版。新约及《诗篇》的第三版合订试验本，于1958年在香港出版。
　　除了上述各新约译本外，还有个别书卷之翻译，例如：译自英文本的《现代语文圣经新约译本》（1956年）、王福民的《雅歌》（1960，汉英对照、文言白话兼用）、刘翼凌的《约翰福音》（1964）等各具风格的新尝试。圣经公会还用现代口语出版了《新约全书》译本。总之，解放后的这些译本都是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
　　有人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圣经》的各种版本有1600多种，仅在中国的发行量就已达3亿余部，而每年又在不断增加有新的译本。处于基督宗教核心地位的《圣经》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诠释，涌现了大量成果。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圣经》研究似乎显得落后、单薄，尤其是神学界和学术界隔阂很深，有种不相往来的味道，这大大制约了《圣经》的研究，使得中国难以有建立一门真正的"圣经学"。这是值得深思的。
　　
原载于《世纪中国》

springson

和合译本委员会

柳树

谷雨，我们不和小万他玩玩了，撞他蹄子上了，和他扯经济学，给他搞没电

springson

很多年不看这些东西了，下面我说自己的几点看法，可能和谷雨兄有出入，出入还比较大。

这个和合本的出现，很特别的，不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当时有几个背景，首先是“白话文运动”、另外是“新文化运动”、还有“传教高潮”。

翻译这个版本的目的是，希望在汉语界有一个统一的版本。要知道，这个在当时有多难吗？看看当时那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写的文字，就知道了，以现在汉语的标准看（标准具有相对性），的确“不算流畅”。而这个《圣经》至少我觉得在语言的流畅性上没有任何问题，至于文字之美我另说。

可以说在白话文运动掀起高潮的前期，这个版本的圣经已经问世了，我非常敬佩这个洋鬼子，他对西方的了解不用说，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任何中国人都比不了，尤其对圣经本意的了解上，另外，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字的了解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白话汉语学界。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白话文运动后之所以有今天，这个洋鬼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54时期的那些骚人，没有一个不从这个版本的圣经中吸取文字上的养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洋鬼子的白话翻译，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要缓慢得多，我们今天的汉语书面表达方式，也并一定是这个样子。

另外，这个洋鬼子，翻译的目的非常FOCUS，非常具有宗教使命，那就是传教，读一些研究当时传教士的文章，就更能知道他们的那种执着。这个层次比普通的翻译要高出很多。“传教式”的翻译我觉得是最可信的一种翻译，因为传教士要比其他所谓的学者更迫切地想让别人知道他那个厚书里说了什么。也最能够体现翻译的精神。传教式的翻译，很难再出现在中国圣经翻译的历史上了。。。。所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这个翻译相当难。

我始终认为，最好的翻译是，扎根翻译文本语言为母语的人比非母语的另一方语言的翻译者更胜任翻译（哈哈，绕口令）。就是说，比如要翻译《诗经》，应该让一个通晓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去做，同样，一个通晓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洋鬼子，是最适合的《圣经》翻译者。富善，这个“在中国传道前后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译经工作上。”的人，的确有相当的实力和能力。从我的这个标准来看，再产生这样一个外国人也相当的难。超越这个翻译当然也相当难。


另外至于语言之美，我恰恰觉得非常好，非常通俗简洁而有厚重的“典籍语言”，是一种化石般的艺术品。从现在其信徒和其他读经的人的接受程度来看，也是非同一般，如果以新约收集成册的时候的一个标准“是否能为上帝子民所广为接受。”来衡量，它做到了“经典”。

我看过很多人的翻译，至少从我看到的来看，比这个翻译差距较大。尤其是从整体那么厚的一本的翻译来看，没有哪个翻译具有这个中文和合本那么统一和凝练的文风，那么大气。

所以，我预言，在汉语界，要超越这个翻译，困难相当大。



背景资料：

“国语译本从动工（1906）到出版（1919）仍在世上的，只有富善一人。富善在中国传道前后60年之久，其中29年用在译经工作上。新约重译工作在狄考文支持下进行，于1907年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约。”

springson

谷雨哪里去了啊

柳树

他在家玩地板呢，没功夫理你

F15

各位都到这份上了，读懂没有啊？还是去烧香拜佛得了。

小白

我觉得，呵呵本中国的信徒只是读惯了，习惯了而已，习惯了里面那些有些古怪的中文，但出于信仰的真诚和力量，把这种外人看来很古怪的语言看惯了，也就接受了。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呵呵本的中文是很怪的，从现代经典白话文的角度看，同样是古怪的文字，只不过被信徒普遍接受了而已。我倒以为，应该有一种纯粹用标准现代白话文翻译的modern translation，应更能起到普及的作用，特别是对现代年轻一代的朋友们。在国外，现在读中世纪英文版圣经的多，还是读modern English Translation版本的多？？？

老唱片

谷雨出个中国耳机版？:D :D :D
一定比耳机耳放强:rolle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