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转贴]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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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6.26>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1998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惟一的女儿、曾在北师大任教的钱瑗已于此前一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数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的回忆录《我们仨》已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

　　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杨先生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据了解，早在1996年，钱锺书和女儿钱瑗先后生病住院期间，杨绛就起意撰写这部回忆录。这年年底，钱瑗病重，请求母亲由她来写《我们仨》。在护士的扶持下，钱瑗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开始一篇一篇地写。到1997年2月底，她已经写了五篇。杨绛看重病在身的女儿写得实在辛苦，劝她停一停。没想到五天之后，也就是1997年3月4日，钱瑗就去世了。杨绛接着忙着照顾钱先生。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后，她才开始动笔，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本报征得出版社的授权，用两个专版选载书中的第10、12两个章节，以飨读者。

　　女儿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

　　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锺书教什么课我已忘记，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圆圆已有学名钱瑗。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学名。她离上海时，十二周岁，刚上完初中一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

　　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瑗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她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锺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调任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翻译毛选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同志，介绍锺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事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锺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纪事》及《干校六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两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锺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嫉恨，我很忧虑。锺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锺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

　　其实，“嫉”他很没有必要。锺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注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锺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工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媒孽者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锺书住进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瑗，却嘱咐阿瑗好好照管妈妈，阿瑗很负责地答应了。

　　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对我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她知道我决不会让她撮煤。所以她背着我一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除干净，她知道妈妈怕触摸猫屎。可是她的嫩指头不该着冷，锺书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锺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害怕。锺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想不到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锺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偷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会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会。我就加买了一套课本，让她参考。

　　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她就进城住校。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里剩了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运动。

　　锺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翻译毛选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后只留下锺书和助手七八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再“洗澡”。

　　锺书就像阿瑗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于是，有一天锺书和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由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谷雨

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

　　锺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锺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锺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锺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他这两年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锺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农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锺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锺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锺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锺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总有无穷的乐趣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锺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锺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锺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锺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谷雨

夏日阅读：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人民网书画频道 绿茶策划编辑

   【编者按】: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看到这行印在书封底的小字，让人感到一种离别的忧伤。翻开书，没有想象的大喜大悲，杨绛平静的笔触娓娓道来的是关于钱钟书、杨绛和钱媛仨人的生活和趣事。这个炎热的夏日，请你静下心来读一读《我们仨》，你一定会倍感亲情的温暖，而更加珍惜亲人，更加热爱生活。

谷雨

杨绛先生最新力作—— 我们仨 （上）




　　九二高龄的杨绛先生推出新著《我们仨》，记录了她和钱锺书以及女儿钱瑗的人生经历，这在中国文学界和读书界，无疑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此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优美风格：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今天选载的是书中的3、6两节。

　　3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季康，即杨绛——编者注）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锺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锺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 Spence）。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锺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锺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锺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锺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邻室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圆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奶，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

　　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星期又两天。产院收费是一天一几尼（guinea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几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却看不到她。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锺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锺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粘在纱布上的末一丝脓连根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锺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锺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锺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锺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锺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B.Litt）文凭。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

　　6

　　这次锺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锺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作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我大姐最严，不许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但是她自己教圆圆，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来看圆圆头识字”。她把四个方块字嵌在一块铜片上，叫声“圆圆头，来识字”。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锺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我二姐比大姐小四岁，妈妈教大姐方块字，二姐坐在妈妈怀里，大姐识的字她全认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妈妈胡闹，把孩子都教笨了。妈妈说，没教她，她自己认识的。爸爸看了圆圆识字，想是记起了他最宝贝的二姐。爸爸对我说：“‘过目不忘’是有的。”（未完待续）

谷雨

杨绛先生最新力作—— 我们仨（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我叫阿菊千万别丢失明信片，丢了就找不到妈妈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她那时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过目不忘是有的。”

　　所以爸爸对圆圆头特别宠爱。我们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以前爸爸的床还大得很呢。逃难上海期间，爸爸的床只比小床略宽。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爸爸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妈妈自出心裁特为爸爸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爸爸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我家有一部《童谣大观》，四册合订一本（原是三姑母给我和弟弟妹妹各一册）。不知怎么这本书会流到上海，大概是三姐姐带来教她女儿的。当时这本书属于小妹妹阿必。

　　我整天在“狗耕田”并做家庭教师。临睡有闲暇就和大姐姐小妹妹教圆圆唱童谣。圆圆能背很多。我免得她脱漏字句，叫她用手指点着书背。书上的字相当大，圆圆的小嫩指头一字字点着，恰好合适。没想到她由此认了不少字。

　　大姐姐教圆圆识字，对她千依百顺。圆圆不是识完一包再识一包，她要求拆开一包又拆一包，她自己从中挑出认识的字来。颠倒的字她都已经颠倒过来了。她认识的字往往出乎大姐姐意料之外。一次她挑出一个“瞅”字，还拿了《童谣大观》，翻出“嫂嫂出来瞅一瞅”，点着说：“就是这个‘瞅’。”她翻书翻得很快，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和锺书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锺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我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辣斐德路钱家住的是沿街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同样的楼房，住户由弄堂出入。我大姊有个好友租居弄堂里的五号，房主是她表妹，就是由我父亲帮打官司，承继了一千亩良田的财主。她偶有事会来找我大姊。

　　一九四○年的暑假里，一个星期日下午，三姐也在爸爸这边。爸爸和我们姐妹都在我们卧室里说着话。忽然来了一位怪客。她的打扮就和《围城》里的鲍小姐一个模样。她比《围城》电视剧里的鲍小姐个儿高，上身穿个胸罩，外加一个透明的蜜黄色蕾丝纱小坎肩，一条紧身三角裤，下面两条健硕肥白的长腿，脚穿白凉鞋，露出十个鲜红的脚趾甲，和嘴上涂的口红是一个颜色，手里拿着一只宽边大草帽。她就是那位大财主。

　　我爸爸看见这般怪模样，忍着笑，虎着脸，立即抽身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必也忍不住要笑，跟脚也随着爸爸过去。我陪大姐姐和三姐泡茶招待来客。我坐在桌子这面，客人坐在我对面，圆圆在旁玩。圆圆对这位客人大有兴趣，搬过她的小凳子，放在客人座前，自己坐上小凳，面对客人，仰头把客人仔细端详。这下子激得我三姐忍笑不住，毫不客气地站起身就往我爸爸屋里逃。我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过去把圆圆抱在怀里，回坐原处，陪着大姐姐待客。

　　客人走了，我们姐妹一起洗茶杯上的口红印，倒碟子里带有一圈口红印的香烟头（女佣星期日休假）。我们说“爸爸太不客气了”。我也怪三姐不忍耐着点儿。可是我们都笑得很乐，因为从没见过这等打扮。我家人都爱笑。我们把那位怪客称为“精赤人人”（无锡话，指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人）。

　　过不多久，我带了圆圆到辣斐德路“做媳妇”去──就是带些孝敬婆婆的东西，过去看望一下，和妯娌、小姑子说说话。钱家人正在谈论当时沸沸扬扬的邻居丑闻：“昨夜五号里少奶奶的丈夫捉奸，捉了一双去，都捉走了。”我知道五号的少奶奶是谁。我只听着，没说什么。我婆婆抱着她的宝贝孙子。他当时是钱家的“小皇帝”，很会闹。阿圆比他大一岁，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我坐了一会，告辞回来德坊。

　　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正确。“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锺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着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这年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锺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锺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锺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锺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锺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锺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一九五六年的五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锺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锺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锺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锺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农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锺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锺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锺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未完待续）

谷雨

1962年的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1964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1963年锺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1964年又成为“翻译毛主席诗词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1963年12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1964年4月回校。1965年9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1966年5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10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

　　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10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8月间，我和锺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

　　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10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1973年12月9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4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

　　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锺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

　　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锺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得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1974年的1月18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锺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锺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锺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锺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锺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锺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锺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锺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12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锺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锺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5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锺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锺书上厕，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锺书受宠若惊。

　　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锺书上厕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锺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锺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锺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锺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1974年的5月22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7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谷雨

杨绛先生最新力作《我们仨》(下)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锺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锺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锺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锺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锺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14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锺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锺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锺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锺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锺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锺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锺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锺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锺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这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水拍说：“钱锺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锺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叠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锺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锺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锺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锺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定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锺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锺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锺书同志。”我不客气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锺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锺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锺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的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锺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锺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锺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床，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锺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锺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涨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二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锺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锺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上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锺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锺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锺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锺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选自《我们仨》杨绛著三联书店2003年6月版22.00元

　　《文汇报》

谷雨

锺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

我觉得媒孽者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

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

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springson

杨的东西我比较喜欢，喜欢程度胜过钱的。钱的东西在10年前认真阅读过《管》，当时都看呆了。后来读了杨的《干校六记》，就真喜欢得不得了了。

柳树

围城的趣味性，虽然真正体会到的人范围较小，但是味道凝重，文人读了很多都笑在脸上，苦在心里，可谓悲哀的笑料。

thomasdu

文笔清新隽永，非华丽骈文可比，与平淡处见真情，深得我心。看到帖子这么长的，通常免看，可是不知不觉，居然把这贴看完了，真的很喜欢。

bach

前两年在南沙沟院里曾见过杨绛老太太一个人在遛达，唉
这两年纠纷不断，对宗璞、林非……

bach

她译的《堂吉诃德》是好东西呀:p

zhaochch

我喜欢杨先生写的《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