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崔健：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活在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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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活在坏时代	[url=]file:///C:\DOCUME~1\KRUEGE~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url] [url=]file:///C:\DOCUME~1\KRUEGE~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url] file:///C:\DOCUME~1\KRUEGE~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3.gif
《外滩画报》2012年11月29日 第517期   文/刘牧洋 摄影/小武 部分图片提供/崔健工作室   http://www.bundpic.com/2012/11/20244.shtml      他是一名从不抽烟，从不喝酒、没有刺青的 「摇滚教父」。      每天，崔健早上 5 点睡觉，下午2 点起床。这样的作息，他保持了 30 年。此外，他还喜欢游泳，每周一两次，每次一千米。有时，甚至半夜两点去游泳。      「做音乐的人都这样，认为早睡觉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早起床是对生命的透支。所以，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      崔健皮肤白皙，没有毛孔，多少和他 51 岁的年龄不太相称。不过，皮肤的白，透着常年呆在屋子、晒不到太阳的微凉。      有人曾在媒体上评论，崔健明明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了，甚至还有人说他过的简直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      崔健听了这些说法，觉得好笑，也不多解释，「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一种思想方式，是两回事。」      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有两张不同的面貌，和那些挥洒在音乐里的愤怒相比，生活中的他其实很平和，说话声音也不大。      尽管他会不高兴人们说他是一个「摇滚歌手」，或者「唱摇滚的」，甚至「super star」，因为你可以侮辱他，但不能侮辱摇滚乐。在他心中，摇滚是神圣的。就好像乐评人张晓舟说的，「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但如果不是这样，崔健还能是崔健吗？在上海，主办方安排媒体访问，一轮轮的采访直到深夜 11 点。一名刚入行的女记者因为紧张忘记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停下来尴尬地在采访本上搜寻。他在低低的帽檐下，忍不住微笑，等对方再继续时，他再认真地回答。      9 月 29 日起，崔健全国巡演从深圳始，遍及大连、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将持续整整一年时间，12 月 24 日的上海站，是崔健在二十年后再次在上海登上大型舞台。他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巡演还是 2009 年。      这几年里，他曾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摇滚和古典的跨界演出。      他把个人巡演和明年创作的电影的名字都命名为「蓝色骨头」。这是他的一首歌的名字，他格外喜欢蓝色这个意象，他曾在这首歌里写道：「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看起来却像是忍受/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因为我的骨头是蓝色。」这首歌曲创作于 2005 年，那一年，他 44 岁。      崔健已经进入蓝色时代，他不再是二十世纪的红，而是二十一世纪的蓝。      孤独的力量      10 月 22 日，崔健受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一同出现的还有罗大佑。当时，这位「台湾音乐教父」带了经纪人、男助理、女助手等人。相形之下，「中国内地摇滚教父」崔健显得有点寒酸，或者说，毫无排场而言。他的整个团队只有经纪人和造型师两个人。经纪人尤尤跟了他十年，更多时候，崔健都是一个人。      崔健的衣服也很简单。一个月之内，记者和他见了四次。每次，他都穿着同样一件外套——黑色中山装，这是设计师枫翎为他设计的。崔健不穿商店里买的衣服，曾有大牌的时尚品牌送衣服给他，或者经纪人带他去名店逛，他都不喜欢，因为那些都没有崔健风格。他有几个固定合作的设计师，枫翎就是其中之一。这件衣服里有一些他自己的创意，比如袖子上民族风的绣片，衣沿处滚边的中国红元素，都是他提出来让设计师加上的。      头上那顶红五星的白帽子几乎成为他的标志，他戴帽子的历史久到连经纪人都不太记得具体的年份，似乎从人们认识他起，那顶帽子就再也没有摘下过。其实，他并不是要刻意营造某种强烈的个人印记，记者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换造型，他回答，「也不是一定要戴帽子，我也尝试过其它的，只是到后来，觉得还是这顶帽子最习惯，最自然。」      当天，罗大佑早到，正站在休息室中央和作曲家谭盾、指挥家余隆等人聊天。崔健走了进去，冲大家点点头，然后，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里坐下。      崔健低头看手机。在他一米远处，罗大佑、谭盾、余隆几人相谈甚欢，不时爆发出笑声。崔健没有抬头，他四周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屏蔽圈，无论多高的声浪传过来，都被一一挡在外面。      这样的场合，崔健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他不擅长寒暄，更不喜欢寒暄。前一天晚上，国际音乐节请嘉宾一起吃饭，也是类似的场景。      罗大佑、谭盾、余隆等人能言善道，滔滔不绝，聊得热烈，唯独他话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安静地听，只有问到他了，他才说几句。      平时，崔健声音不大。无论人多人少，更像在自言自语，他人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听清楚。      但一到了舞台上，崔健像变了一个人，音量高得震人，所有的肢体动作，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      小时候，崔健不善言谈，不太会说话，甚至有点口吃。后来在记者的逼问下，才有了一点点的演讲能力，「但迄今为止，如果让我说客套话，我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当天，记者问罗大佑对崔健怎么看，罗大佑绕了过去，「不需要问罗大佑怎么看崔健，崔健怎么看罗大佑。这太私人化了，太小格局了，如果非要回答，那罗大佑当然喜欢崔健，崔健当然也喜欢罗大佑咯。」      同样的问题，记者抛给崔健，问他如何看罗大佑，崔健花费了十多分钟认真回答。他不吝赞美，「罗大佑的音乐曾经对中国摇滚和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      有一个故事曾在圈内流传。2008 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一位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否则不参演。崔健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同意了。      前段时间，崔健意外地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的选秀节目决赛中，但这档节目的录制，崔健事先并不知情。      他只接到那英的一个电话，说有位年轻人很希望见见他。于是，他答应了，他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梁博，更不知道会跟着一架摄像机。开播前，《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就曾邀请他担任评委，他是第一人选，给出的条件也十分丰厚，但他拒绝了。      记者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他引用了周国平的话来回答，「周国平说，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人，是能力上的缺陷，但一个没有孤独能力的人，是灵魂上的缺陷。一个人静的时候能够保证你思想的自我梳理，你会感觉自己像吸氧一样。」         在地上      11 月 17 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南方周末》2012  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现场。崔健安静坐在后台的凳子上，等候颁奖礼开场，远处的灯光经过层层幕布，已经被弱化得很暗，映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就隐在其中。      他是一个不爱大笑的人，若说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也只是眼睛和嘴巴都弯起来，透着笑意，而不会发出一般人那种爽朗的哈哈声。他的声音很小，远没有舞台上那么有力量。      大屏幕里一个主持人正在做节目的开场，这也是一个80后年轻人，他却一眼就认出来了，「王自健，我在网上看过他的一个视频，名字叫《歪唱太平歌词》，里面都是讽刺性的小段子，说得很有点意思。」      正说着，他突然站起来，「丹青，丹青！」他趋步上前，喊住前面匆匆而过的一个人。      这是这些天来，记者第一次见到他热情地主动向人打招呼。对方是陈丹青，一个常常以直接、愤怒的形象出现的艺术家。崔健喜欢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类型，身上总有一股较真劲，充满力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      崔健不玩微博，但是偶尔会潜水去看看朋友的，前段时间他看到俞心樵的一条微博，忍不住念出来，「有时候照镜子，我真想和镜子里的人拚命！」他很喜欢俞心樵的这条，「你看，多有意思的语言，简单直接，后面又很有力量。」      「嘿！崔健！」陈丹青看到是他，走了过来。两个人就站在角落里聊天。两人有段日子没有见面了，从年龄、婚姻一路聊到他的歌曲。      「我一直不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崔健问。得到答案之后，他还是有点疑惑。「从字面上来看，这不是一个很脏的词么？」      陈丹青接过话来，「屌丝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一无所有》就是一首正宗的屌丝歌！你当年的那些歌，都是屌丝歌，都是唱给他们听的！」 所有人都笑了。      崔健觉得挺高兴，他怕别人给他戴高帽，这使得一旦谁让他评论个什么，似乎他就站在了一个特别的高度。      「我们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普通人的权利。」      崔健喜欢那种和大家在一起，住在四合院大平方的感觉。      崔健看书不多，而且很慢。他较真，必须一个章节翻来覆去要看得很明白了，才能开始看下一章。他甚至自认「和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比，我简直就是一个文盲。我是一个用耳朵和眼睛去捕捉知识的人。」      他爱看余华的《兄弟》，姜文的《鬼子来了》。也许是因为一开始他就被供在了神龛上，有一种害怕自己触不到地面的深深恐惧，所以那些从地里刚挖出来的，新鲜的还带着泥土气的东西，才能让他感觉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      不出意外的话，明年 1 月，一款以「崔健」命名的纪念手机会正式推出，这将是中国第一款与名人合作作为品牌的定制设计手机。      这是大连一家专门做高端定制产品的制造商的创意。崔健给记者看了几张手机的样图。乍一看，手机并不特别，方方正正的智能手机，用的是安卓的操作系统，黑色为主色调，有的带一些红色的元素，但背面却无一例外，都是崔健的照片。      事实上，在六七年前，当制造商找到崔健提出这个想法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回绝。但对方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摇滚爱好者，在他看来，在中国「崔健」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如果能做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手机，一定具备收藏价值。这是关于崔健的个人项目，被拒绝后，又再次提出，再拒绝，再被提出。      直到 2008 年，滚石的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和 LV 合作了一款广告，经纪人拿给崔健看这个广告，让崔健开始相信，即便与商业结合，艺术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对于崔健来说，这么多年来从来不代言，没有站上所谓主流的大舞台，他喜欢的方式是在音乐节上来演出，因为「不仅仅可以遇到那些将和他一起合唱《一块红布》视为荣耀的乐迷，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是从别的场子路过停下来的年轻人。」      和崔健认识多年的好友兼乐评人张晓舟说：「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总觉得摇滚乐和摇滚精神应该怎么样。      但这是个消费娱乐时代，摇滚乐也很容易被消费。摇滚乐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商业等级制，那些选秀中唱着摇滚乐走出来的人，本来也很草根的，但当他们在娱乐的制度下变成了明星后，他们也就变成高高在上，和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了。」      只有崔健还努力站在地上。         老人与脚印      「老崔，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我只有 1 米 63，我的媳妇比我高十公分。      我和她都非常喜欢你，你能给我录句话到时候在婚礼现场上放吗？」10 月 15 日，在上海的斯格威铂尔曼酒店，一个粉丝拦住了崔健，请求道。      「你可以回去告诉你媳妇，我 1 米 73 ，我女儿的妈身高 1 米 84，我们也差了整整十一公分。」他笑着这样回答。对年轻人，他一向很有耐心。

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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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 岁的说唱音乐人戴维刚在北京一家很小的地下酒吧里结束了演出，一个朋友问他，「嘿，我明天去见崔健，你想不想认识他？」

「当然想！他那么牛逼！」第二天，他去拜访崔健，还没开口介绍自己，崔健先说道，「我知道你，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你的说唱非常棒。」

介绍的朋友很诧异，因为戴维的说唱中，很多东西是挑战体制和具讽刺意味的，这导致他的演出只能在小圈子里举行。但戴维并不惊讶，这个出生于 1990 年的年轻人早有预感。「没认识崔健之前，我就知道，他有一天会来听我的音乐，因为我们要表达的事物是一样的，对爱情，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困惑和愤怒，都是一样的。」

很少人知道，贵为「教父」的崔健，经常会在北京看一些「小孩」的演出，「这对他来说已经是生活的常态。」张晓舟说，很多人在成名之后已经不屑于去看别人演出了，比如汪峰，比如郑钧。崔健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他比很多人都有平常心，他对这个世界保持了足够好奇。」

「你觉得崔健会懂你？」记者问戴维。

「他当然懂！我也懂他，虽然他的年纪在那，但他以前的音乐放在今天来看，都是很先锋的。」

一个是已经成名多年的摇滚教父，一个是刚出茅庐的地下说唱歌手，他们在音乐上直接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障碍，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但戴维认为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是有不同，「崔健的讽刺是隐喻，比如《一块红布》，但我的很直接。」

之后，戴维在北京的每一场演出，无论地方多么难找，崔健都会去。在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中年人，显得特别醒目。他有时站在最前面，有时候在中间，就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不一样的是，他不会像周围的人一样兴奋地跟着节奏摆动身体，只是静静地看，在适当的时候鼓掌、喝彩。

「太刺激了，你的音乐太刺激了。」崔健一边称赞，一边问戴维，「是不是很多人讨厌你，质疑你的东西？」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崔健拍了拍戴维的肩膀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你的语言太刺激了，让他们感到了恐惧。」

这句话听起来并不陌生，恐惧，这正是二十多年前的崔健，给那个时代的沉睡者们的感觉。

当年崔健的歌迷们，也因为他音乐中的这种刺激，那种胆敢赤裸裸表达「自我」的勇气而疯狂。据说那时候他每到一处，潮水般的歌迷们围住他下榻的酒店彻夜等待，迷恋他的姑娘们大哭大闹，想尽各种办法把火辣大胆的情书送到他手里。

只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他已经没有了使人疯狂的魔力，他在酒吧里有时被认出来，也没有人缠着合影。在同样出生 1990 年的青年吉他手胡晨眼里，崔健是值得尊敬的，是被历史留住的人，但他还是倾向从戴维的音乐中获取力量，毕竟他们才是一个时代的人。

是崔健不够牛逼了吗？「只能说，在一个注意力涣散的时代，没法集中精神来听一张唱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崔健已经不能提供更多的刺激。」张晓舟说。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许崔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一直在寻找更年轻的力量，他常常会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年轻人现在做得很不错的。也许在很多已经在历史定位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看来，要回过头肯定一个后辈，更像是在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在崔健看来，「如果年轻人不成功，应该是老人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

在这个过程中，崔健也经历了一些来自新一代的挑战，有几次他去看演出，一些嚣张的年轻人会对他起哄，「摇滚老炮，给我们买啤酒吧！」他笑笑，并不愤怒，这样的为了推翻他而对着干的挑衅，他已经习惯了。

「较劲不是在这方面较劲的，我认为在头几步的时候你要沿着老人的脚步，这样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力去走，其实是节省能量。当你走到一定程度发现前面没有脚印时，你开始自己创作，这个时候你可以反过来带着那些已经走不动的老人走，或者那些岁数大的人走，这些人会感谢你。」

1986 年，25 岁的崔健背着一把破吉他，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一嗓子吼出《一无所有》时，他就被抬上了中国摇滚教父的位置。少年已成名，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无数人景仰他，也有更多人虎视眈眈地想冲击他。他是榜样，更是靶子。而当时的他，至少在中国，前面并没有一个可以带着他走路的老者，他的每一个脚印，都是靠自己花十分力气走出来的。所有想冲击崔健的人，绕不过的首先就是他的足迹。

「很多人对崔健的反感都是因为只看到一个符号的崔健，很多人对他的好恶都建立在先把他放在神坛上去膜拜，又想把他推下神坛。」张晓舟说。

乐评人杨波在前几年写过不少批评崔健的文章，他当时毫不掩饰对崔健的「敌意」，「相当长一段时间，崔健被当成一个标竿，给新乐队造成一些压力和阻挠，崔健是个里程碑，但他扑倒在路上，就变成绊脚石。」

但今天，时间让杨波开始重新理解崔健，「我觉得是我对他有误解，近十年来中国摇滚的无力和衰败，不能怪到崔健的身上，后面的那些人，那股独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没有一个可以超越崔健。就算崔健是摇滚他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儿子！」


B = 《外滩画报》
C = 崔健

倚小卖小，和倚老卖老一样讨厌

B：你曾说，80 年代真正发光的时候不是当时，而是在以后。如今现在似乎印证了你的话。莫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80 年代这群人得到了他们应有的荣誉。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被大家开始重新关注你们80年代领军人光芒的时候？

C：你谈论年代也可以，谈论这群人的岁数也可以。50 多岁是艺术家可以理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最黄金的年龄，他的洞察力，他的积累都在这里。很多人可能认为 60 年代出生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赶上了一个好年头。确实是这样，因为当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开放，带进来的西方思想和观念，让 60 年代的那批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确实觉得我们这批人是幸运的。

过去的几千年里，曾有上十代人都没赶上这样特殊的时期。当运气变成一个很严肃的东西时，就成为了命运。可能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确实是千载难逢，但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浪费它。


B：因为所谓的特殊命运，是不是说你们这代人会成为很难超越的一代？你怎么看现在的年轻一代。

C： 20 多岁的年轻人对上一代逆反也好，推陈出新也好，都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我们 20 多岁的时候，也四处寻求是非，脑后长着反骨。年轻人就应该这样。要不然，就不是年轻人了。但人们对年轻人的期待是自然的，一个年代和一个年代抗衡是很自然的。

当年轻人出现时，更欢喜的应该是老年人。当你享受生命时，你也愿意去看到年轻人给你一个美好的意外和震撼。年轻人就应该去超越老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不是因为年轻人不行，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段还没到呢，可能再过一二十年，他们也会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我已经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潜质了。

如果年轻人不成功，应该是老人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年轻人认同我们的价值，但超越不了我们的价值的时候，这就是失败。


B：很多后来者会想推翻你，想把你拉下来，这样可以宣告他们的成功和胜利，你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C：我觉得倚小卖小和倚老卖老是一样讨厌的。很多人觉得自己年轻，就要推翻你，就要对着来。但他们要有真东西。这些玩时尚的人，当时尚一过去的时候，他们也完了。较劲不是在这方面较劲的，我认为，在头几步的时候你要沿着老人的脚步，这样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力去走，其实是节省能量。当你走到一定程度发现前面没有脚印时，你开始自己创作，这时候你可以反过来带着那些已经走不动的老人走，或者那些岁数大的人走，这些人会感谢你。我有个朋友曾经说，他听过昆西·琼斯的演讲，他请教昆西我们这些音乐人怎么办，昆西说你就按照那些伟大的音乐人的脚步先走，先不要急着创作。我觉得昆西说得特别有道理。


谈音乐：

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但不愿重复自己

B：王朔曾经说，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对你来说，你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C：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话了。我觉得一切靠时间吧。在某一段时间里，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精神食粮。当你坐在那里不动的时候，也会得到灵感。当你对一个东西有持续性关注的时候，也可能会得到灵感。


B:今天和罗大佑同台，他被称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之父，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

C：我愿意说罗大佑对我的影响，因为他做音乐比我早。我听大佑的东西不多，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摇滚和乡村音乐结合，加上他用中文演唱，他的音乐中的朴实感，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中文歌曲。而且他给我和周围的人带来一种严肃的话题，人们愿意谈论他的歌词，讨论他的演唱方式。而且，他不做作，在严格的制作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就像鲍勃·迪伦一样，你永远会讨论他的音乐，但不会去讨论唱片的封面，谈论谁是制作人，而是关心他的音乐的意义。


B：在你看来，罗大佑的意义是什么？

C：现在，大陆还有很多人在说罗大佑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把歌曲从文学、旋律的组合上升到一个特别严肃和庄重的层面，他让流行音乐可以讨论历史、政治，甚至身世。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也许我们说的北调，对罗大佑所谓的南腔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些东西，探讨的自我，好像有一定的突破感，我们在大我中找到了小我。比如我在《一无所有》中谈论的我，就是小我。和「我是一个兵」，「我爱北京天安门」里面的那个「我」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提出小我，在大陆引起很多人共鸣。但我相信在当时的香港或者台湾，这种概念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已经在谈论自由了。这就是西方音乐里面的我，和大陆土生土长的那个我，碰撞了一个点。


B：摇滚乐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还有对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抗议。

而摇滚要得到传播发挥它反叛的价值，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是青年一代，要让他们有共鸣。就如同你的音乐，曾经让整个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都有共鸣。那现在你怎样让年轻人有渠道接受到你的音乐？或者说怎么和他们去交流？

C：如果从时尚的角度来说，我没什么可以和现在的年轻人分享的。我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才可以和年轻人分享，但当我捕捉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硬要去分享什么。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人采访一个艺术家，他说，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坏的作品，但不愿意自己重复。我非常认同这点。


B：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崔健或崔健的音乐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一代？

C：其实我发现年轻人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比较冷漠。比如他开车在路上，旁边有辆车停下来，前面躺着一个人，他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那个人死了没有，他就直接开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选择比较多，本身没有什么渴望，对自己眼前的东西产生厌恶的时候，对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有一种期待和更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也许老的东西也会有新鲜感。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并没有从时间上去划分年代。当很多年轻人共同去听一个老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老的东西就变成时尚了。


B：提到时尚，你怎么看 Lady gaga 和鸟叔？

C：消费者无论选择 Lady gaga 还是鸟叔，都是消费者的权利，摇滚乐再怎么有内容有想法，但它不是政治音乐，不能强加于人，它是给人选择的。Lady gaga 的东西里可视化和舞蹈化的东西比较多，而鸟叔就是一个舞蹈，他透着一股中年男人的坏劲，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

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Lady gaga 我看得不多，但她的造型可不是一个基本的流行路线，她还是很大胆的，传达的信息还是有突破的，引领时尚和跟随时尚是有本质的区别。跟随时尚是对现实的逃避。


B：你会担心和现在的年轻人失去交流的管道吗？

C：我们自己刻意去交流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做作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始终在坚持表达自己的同时，并不是为了赶时髦。很多人批评我，说我唱 hip-hop 是为了赶时尚，但他们不知道，我唱 hip-hop 时，时尚还没有出现呢。当时美国的 hip-hop 还是地下音乐呢。流行音乐像时装一样，可能在最开始没有被媒体重视，不能批量生产，观众在市面上看不到，他们会认为这东西失败了。我相信有很多东西，被时代忽略的那一剎那，变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觉得并不太担心。因为演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所以我可以不断地在我的演出中推出这些音乐，这些没有被人们理解的音乐。

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电影，因为电影音乐是可以滞后的。《迷失的季节》就因为《黄金大劫案》重新又火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电影音乐可以保留一些东西，可在以后释放出来。


B：你觉得摇滚乐可以解决什么东西？

C：没有人可以说自己生活在坏时代里，没有人有权利这么说。你只能说自己是个弱者，或者被时代打败了。有很多人想借我的嘴来证明他的观点，很多人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但人其实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在作品里，比如我创作《迷失的季节》，当我写完的时候，其实纠结和不满，都已经在作品里解决了。


谈书籍：

我看东西是看它的棱角

B：你没有微博，那你平时上网都在看什么？怎么获取到最新的信息？

C：我上网看新闻，有网络的时候我就不再订报纸了，什么东西都在网络上看了。我觉得微博也看不到太多的东西，但实际上大部分你关心的话题都会在正常的网络媒体上看到，你要找什么看什么，你搜索一下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方式是翻墙，你翻墙出去，还能看到一些微博上不能传的东西。


B：你最近正在看什么书？

C：我看传记比较多，还有一些社会学的书，看小说比较少。我看过一些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就看不下去，太长了。


B：你看过莫言的小说吗？

C：很早的时候看过他的一些中篇小说，但现在已经没什么印象。我挺感兴趣他的《蛙》的，有机会我想找来看看。我喜欢余华的书，《兄弟》我特别喜欢，还有王朔的。


B：你喜欢《兄弟》的原因是什么？

C：我喜欢他的语言和审美，我看东西是看它的棱角。我看书确实比较少，和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比，我简直就是一个文盲。我是一个用耳朵和眼睛去捕捉知识的人。


B：听说你刚看完《乔布斯传》，你怎么看乔布斯这个人？

C：《乔布斯传》还没有看完。我看书很慢的，翻着看，看到一半可能又放下来了，去看别的书。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特别喜欢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打破常规，而且他对一个产品要全方位控制，不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分工。某种程度上他和我有点像，像做电影导演，需要对过程的严格把关，对细节的追求，这些特质让他不光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有艺术灵感的艺术家。他有扭转时空、让现实逆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有点像摇滚乐。摇滚乐也有这样的力量。就像姜文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乔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意思。我看到当时苹果公司其实是个唱片公司，但他不管不顾，喜欢这个名字就用了，后来官司打了很久。他有特别强的操作能力，也有特别苛刻的对结果的想象力。他能想象出一个极致的结果，而且也能实现它，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B：有人研究你和北岛，发现你的歌词里有一些意象的东西和北岛诗歌里想表达的很像，比如你们同样会探讨未来，否定眼前的世界，突出「自我」的表达，当然你们的方式和真正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C：从文字上的信息量和表达能力，我没办法去和北岛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我是一个蜡烛在下面慢慢烤去炒一个菜，人家是个大炉子，熊熊的火啪啪去炒。我的文字都是慢慢修出来的，而且我是听着音乐才能产生文字的，如果让我单独去拿文字去说一件事是很困难的，人家脑子里都是文字，随便拿出来都能创作。


B：你喜欢谁的诗吗？

C：我喜欢俞心樵的诗。我那天看他的微博，他发了一句话，说「有时候照镜子，我真想和镜子里的人拚命！」这样的语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谈电影：

能产生激情的东西，我都愿意尝试

B：明年，你的电影《蓝色骨头》要上映。对于电影，你其实早已是圈内人。1993 年，你就参与演出张元导演的电影作品《北京杂种》，并制作其中的电影原声。后来和姜文合作《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曾希望你做《让子弹飞》的电影原声，听说王全安也是你的粉丝，所以《白鹿原》在西安首映的时候邀请了你去。他们都是和你差不多年纪，姜文是 1963 年生的，张元也是 1963 年，王全安是 1965 年，你怎么看待他们的电影？和他们合作感觉如何？听说你看了未删节版的《白鹿原》，感觉如何？

C：除了这些人，我们大部分合作的导演都是 70 后的，像话剧、电视剧导演还可能是 80 后。不过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做一件事，只是他们用我的歌，我把我的作品给了他们。


B：国内的导演你最喜欢谁？你喜欢谁的电影。

C：我比较喜欢姜文、娄烨和李杨。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大家，他们有自己的特点。我看了好几遍《鬼子来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喜欢看。我还喜欢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是外行啊，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觉。从他的电影里我看到了很多黑色的东西，不光是黑色幽默。很多人就以为黑色幽默就是喜剧，但它并不是，你看的时候可能很娱乐，但实际上看完后你会感受到很长时间的伤感。伤感不会让你失去能力，反而让你全身有劲，我特别愿意感受这样的情绪，也希望我的电影作品也可以传递出这样的情感。


B：那张艺谋呢？

C：有些他的片子我很喜欢，比如《活着》和《红高粱》。但我只是享受看片，勾不起我研究的欲望。平时，我还是看新片比较多，反复看的片子还是国外的经典，比如《教父》、《美国往事》。


B：《迷失的季节》这首歌因为宁浩的《黄金大劫案》又重新红起来，被人关注。和宁浩这样1977年出生的年轻的导演合作怎么样？你怎么看待他们这一批新生代导演的风格？你会更愿意和这些年轻导演合作么？通过他们的受众，你的音乐也能够吸引更多不同的人。

C：我发现有很多年轻电影导演都希望和我合作，我给他们推荐老歌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接受。但有的歌我还没有录专辑，他们想用，我就拒绝了，因为我不想把一个还不成熟的作品放到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作品里。但和导演合作不需要我自身主动，因为一个导演有想法的时候，自然会推动这件事。


B：你现在也是导演的身份，明年《蓝色骨头》要上映，2006 年执导首部电影作品——7 分钟的上下集短片《修复处女膜时代》，后来是《成都我爱你》。当初怎么会想自己做导演的？是想换一种表达方式？

C：对，能让我产生激情的东西，我都愿意尝试。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有激情做同样的事。但 2006 年的时候，我突然有很强的欲望去换一种表达的方式。因为如果你一直单方面做音乐，不做其它的事情，你的能量只释放在音乐中时，你会发现你的理想、能力和市场是有很大的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个其它的途径去释放，去缓解这个矛盾。


B：电影《蓝色骨头》的故事从哪里来的？

C：《蓝色骨头》是我自编自导，作为导演我还希望不要自己去做音乐，所以我找了刘元的音乐。红色、蓝色都有一个旋律，都是《迷失的季节》那首歌里的旋律，我当时拍那个电影《蓝色骨头》，也是在这个阶段用这个旋律的一种表现。我自己就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的电影也会和这些有关系，但和我自己的经历没关系，完全是想象出来的。


谈艺术：

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名利

B：你有喜欢的艺术家吗？

C：我自己不太懂画，但绘画表现了强烈的时间和价值压缩。我可能没办法感受到绘画中的直观力量，我更喜欢电影传达的力量。张晓刚的画我当然喜欢，我的电影里也有张晓刚的画里想表达的情绪，那种伤痕美。我觉得表达伤痕是一个真正的态度。没有人说自己的价值是和历史成反比的，面对自己的伤痕和历史，其实是提升了自己的价值。


B：你觉得当代艺术的价值应该怎么评定？

C：我觉得当代艺术市场是有条件的，它的持续价值会逐渐被质疑。当代艺术品可能会很快贬值，真正能挤出来的有能量的东西还是很少。但这个也是遗憾，是时代的遗憾。中国有 13 亿人口，我们有价值的艺术品真正屈指可数，甚至没办法和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比。


B：这么多年从来不代言，没有站上所谓的主流大舞台，这种坚持其实很难，因为你会失去很多。比如主流带给你的机会，比如更多的名利，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C：我做过一些平衡，比如有的广告他们用我的歌，我的演唱会也会和赞助商合作，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你知道改变的话，会给他们很大的面子。比如谁谁从来不代言从来不做什么，但是后来做了，就是为了改变。但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严格，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希望在创作上更完美一些，或者努力在其它方面做得更多一些，让我自己内心好接受这个事情。

我并不是反对商家反对商业，我是在乎艺术家的主动性有多少。现在来说，最好的形式是演唱会。如果做代言的话，几乎都是被动的。当然我现在也发现，也有一些很好的广告，一点都不给艺术家丢份。我看滚石乐队给LV做广告，旁边放着一个大箱子，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做广告是双方追求的价值在碰撞中的平衡吧，我到现在不愿意这样做，有些原因也是我对物质没什么追求。我不想通过这个赚钱。有人说，当钱只是存在账户里，钱不是钱，你花的钱才是真的钱，当你没有想法去花的时候，这个钱不是钱。我的物质欲望是很少的。很多人见我面，说我是唱歌的，是摇滚歌手，甚者说我是super star，他会以为你的生活方式也是那样的。我对自己的定义是我要好好创作，做音乐，我惧怕被别人关注。


B：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改变是一件简单的事。你的坚持，可能会失去一些主流的机会？

C：实际上威胁和诱惑在摇滚乐上体现的只是演出机会和曝光的机会，只有在这方面，我们才能和主流做交易。你要我去假唱，确实有效，但我不去，也只是失去了一些演出机会而已。但这些机会你仔细一想，也不是机会。因为你要是假唱一次得到的机会，剩下的一百个机会，起码有 50 个都会要求你假唱。我不想要的机会就不是机会，我不想要的名利，也不是

bill1s

90年代的时候，一直追随崔健。